“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对于完成“十二五”各项目标任务至关重要。我们要抓住当前经济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特别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在稳物价和调结构中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

　　“十一五”时期，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仍然高达11.2%。在经历了新一轮快速增长期之后，经济生活中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加剧，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生态环境亟待改善。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予以解决，不仅会影响到近期的经济稳定，而且关系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今年的经济工作中，必须把解决好当前矛盾同解决长远发展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加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物价稳定三者间的统一与协调，在稳定物价和调整结构中实现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对今年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各类矛盾的关键所在。抑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需要短缺产品的生产有一个较快增长。调整经济结构，也需要在生产中依靠对增量的调节来解决。特别是要实现扩大居民消费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扩大就业来增加居民收入，这就更需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看到，今年保增长的任务相当艰巨，主要困难在于我们可能会遇到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是前两年政府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到今年已经基本结束，民间投资去年虽有较快增长，但能否弥补政府投资刺激政策退出所带来的影响，尚难以确定；二是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因各种原因开始降温，销售的增长幅度已经在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三是为抑制通胀央行几次加息，控制贷款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四是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其进口需求近期难有大的增长，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可以预计我国出口的增长速度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如何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为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提供足够动力，是今年宏观调控必须高度关注、需要妥善处理的问题。

　　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保持物价稳定和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根本途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只有深谋远虑方能消除近忧。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是从长远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我们要在今后5年，全力实现“六大转变”：一要大力调整需求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要调整供给结构，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拉动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拉动转变，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三要调整要素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方向转变，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四要调整经济与社会发展结构，改变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大力发展社会事业；五要调整城乡结构，改变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六要调整内外经济结构，实现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方向转变。只有实现了这些转变，我们才能增强自身的承受能力，从容应对工资水平提高所带来的成本上升，有效化解通胀压力。更重要的是，能否在这6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不仅关系到今后5年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而且关系到未来10年、20年的发展，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问题。

　　稳定物价总水平，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也是保增长与调结构的重要前提。当前物价上涨较快的趋势明显，居民消费价格在去年上涨3.3%的基础上，今年1、2月份同比上涨4.9%，3月份突破5%，通胀预期明显增强。物价的稳定关乎经济的稳定，只有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才能为投资和消费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结构调整带来必要的市场压力。因此，稳定物价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战略任务的顺利完成。稳定物价需要从经济总量上适度控制总需求，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做出一些牺牲。今年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8%左右，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定在4%左右，就是充分考虑了这一要求。

　　二、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引导资金投向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之外汇储备增加较多迫使央行增发基础货币，这就造成了当前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加大。同时，“十二五”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需要大量资金。在此背景下，只有通过优化信贷结构，发展资本市场，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才能既支持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有效地化解通胀压力，发挥一箭双雕的效应。具体来说，要着力把社会资金引导到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相对于银行金融市场仍然比较落后。在企业资金来源中，分别来自资本市场和银行贷款的资金比例约为3 ∶7，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约为7 ∶3；在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融资与股票市场融资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一般为7 ∶3，而我国的债券市场融资才刚刚起步。这就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偏高，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大量非上市企业融资渠道不畅。因此，我们应抓住当前流动性过剩的机遇，尽快把资本市场做大做强。要加快企业上市机制改革，扩大上市企业数量，鼓励在海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回归A股市场，逐步开放在境内投资的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降低创业板、中小企业板上市门槛，建立场外交易市场及场外交易市场与创业板的转板机制，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增强资本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使资本市场优选企业、配置资本、调节分配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起到产业升级发动机和资金蓄水池的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加大财税政策对自主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的作用，鼓励银行和企业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应用示范工程。完善和落实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各项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和形成自主品牌。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公司和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建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扶持发展创业投资。扩大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规模，允许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骨干企业发行企业债券。推动信贷方式创新，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公用事业建设。据测算，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潜在公用事业投资需求即为10万元左右，如果每年增加2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2万亿元左右的公用事业投资。我国的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长期处于供给不足状态，严重制约着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加大公用事业投资，既可以扩大居民消费、推动城市化进程，又能够为闲置资金找到出路。但一直以来，这些领域主要靠政府投资，在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土地出让金和以地方财政为担保的融资平台取得收入，前者已成为推高房价的重要原因，后者则蕴藏着很大的风险，都是不可持续的。为此，我们要开辟新的公用事业投资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公用事业投资基金，采用特许经营权包括“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转让—经营”（BTO）等投资运营方式，把社会资金引导到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上来。鼓励发展民办学校与医院。加快高速铁路建设，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加快城际铁路建设，以适应城市群发展的需要。在城市地铁、水务和垃圾处理等领域，也可采取新的建设运营模式，实行市场化、企业化经营。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第三产业。到2009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仅占GDP的43%，提供就业的比重为3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十几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发展的长期滞后，不仅加大了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制约着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我们要重点支持营销、物流、咨询、法律、会计、审计、技术市场、价格评估、服务贸易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根据第三产业企业小、个体户多的特点，应建立面向小型、微型经营主体的小额贷款体系。应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民间投资的有关政策为契机，尽快制定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的实施细则。同时，对个体户和创业者应实行减免税政策。根据测算，如果能将个体经营户的纳税起征点从目前月营业额5000元提高到10000元，就会使约2000万人受益，从而有效改善创业环境，而减少的税收却不到10亿元。还要鼓励发展连锁配送、网上交易等新型业态。总之，要通过多方努力，尽快使第三产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当前，加快农业现代化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社会资金充裕，大量资金正在寻找投资机会；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出现“招工难”；三是对优质农产品需求旺盛，农业现代化有市场支撑。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大批资金投入，依靠农户自身积累和政府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创新机制，把大批社会资金引入农业现代化建设，才是唯一正确途径。为此，需要建立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农民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农业。对农户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应当确权颁证，依法维护其用益物权，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要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制度，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农业现代化将有力地带动农用工业的发展，并将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支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农业现代化还将有力地带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迎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对缩小城乡差距将发挥决定性作用。

　　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海外能源资源投资和国际并购。我国外汇储备雄厚，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扩大海外投资可以发挥四大功效：一是到海外发展加工贸易，可创造新的出口需求；二是到海外并购一些具有较好科技资源的企业，可尽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三是到海外获得较多的能源资源勘探权、开发权，可缓解经济长远发展的资源约束；四是把外汇的货币债券储备变为物质资源储备，可有效规避外汇贬值风险。为此，建议中央银行将部分储备外汇转存于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将外汇贷给企业，满足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对外汇的需求。

　　三、从增加短缺商品供给入手化解通胀压力

　　当前的物价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和输入性上涨。在去年CPI上涨最快的月份中，食品价格上涨占涨价因素的74%，住房价格上涨占18%，两者加起来占到了92%。因此，今年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必须把重点放在抑制食品和住房价格上涨上来。物价的输入性上涨也非常明显，尤其是进口矿产品价格的上升对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涨形成了较大压力，去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5%，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升了5.5%。

　　抑制食品价格上涨是今年保持物价稳定的重中之重，其中最重要的是抑制城市蔬菜价格。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强调“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通胀严重的时期，各个城市大力建设菜篮子工程，对抑制通胀发挥了重要作用。10多年过去了，大部分菜地已经变成了大楼，许多城市蔬菜供应的70%以上依靠外地长途运输，既造成大量能源浪费和货物损耗，也拉高了蔬菜价格。因此，有专家建议把“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延伸为“菜园子市长负责制”，这是有道理的。一般来说，大中型城市的蔬菜供应有50%—60%立足于本地，是经济合理的，也符合建设绿色城市的要求。

　　稳定物价的第二个重点是抑制城镇住房价格。住宅业的发展应以实现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住有所居”为目标。住宅既具有商品属性和经济功能，更具有民生属性和社会功能，不能成为投机炒作的对象。日本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教训应当牢牢汲取。在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影响和决定着整个市场的稳定，而市场的稳定又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的稳定。我们要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就一定要避免制造房地产泡沫。去年以来，国务院已经3次发文，就稳定城镇住房价格提出政策措施，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关键在于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制，控制土地价格，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当前，要落实保障房的建设资金，确保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按时开工竣工，并重视建立保障房的享受和退出机制。

　　近几年，由于受跨国公司垄断，我国进口铁矿石等矿产品价格连年大幅度上涨。据有关机构测算，仅去年一年，我国付给外国公司的铁矿石超额垄断利润即达230多亿美元，国内钢铁企业已不堪重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除了统一对外谈判，增强对进口价格的发言权，根本出路在于扩大海外投资规模，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以打破跨国公司对价格的垄断。不仅要鼓励大企业“走出去”，更要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大企业办不成的事，往往中小企业能办成。中小企业拿到资源勘探开发权之后，要同大企业联合起来，并与政府的援助贷款相结合，形成“走出去”的整体合力。经过若干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方能改变进口资源定价受制于人的情况。

　　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是我们难以控制的。一方面要通过扩大海外投资来解决，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利用好国内资源，特别是要把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国已掌握了煤炭直接液化与间接液化的技术，并建设了几条示范生产线，对污染物的排放业已找到处理办法，且其生产成本远远低于进口石油价格，已经具备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应研究考虑以煤炭液化替代石油进口的战略决策，这是有效降低对进口石油依赖程度的根本出路。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何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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