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科建设应坚持包容四海与中国化的统一

　　——访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黄达

　　■ 本刊记者 魏革军

　　黄达，1925年生，天津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46年就学于华北联合大学法政学院财经系，1950年秋季学期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中国金融学会会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黄达教授为创立中国的金融学科体系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也是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他长期致力于对中国货币、银行、物价、财政及综合平衡等一系列经济金融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他的学术思想对形成新中国财政金融学科和财政金融理论的建设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他的论著曾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多次获得优秀科研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

　　黄达教授组织编写并负责全书统稿的主要教材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1957年)、《货币信用学(上册)》(1959年)、《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1981年，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财政学会全国优秀财政理论研究成果奖)、《货币银行学》(199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金融学》(2004年)。黄达教授的专著主要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和货币流通》(1964年)、《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1986年度著作奖、1995年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1990年)、《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1997年)。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把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发给您实属众望所归，这表达了组织者和广大金融学子对您为中国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学科建设所作贡献的感谢和敬意。新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的，您是拓荒者之一，请您讲讲您最初从事货币银行学教学时的情况。

　　黄达：我从1950年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这门课，可以说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其中。开始，我们是学前苏联，在前苏联，金融学科是排在经济学各学科的末位的，金融机构在政府各部门里也是排在末位的。在中国，提到政府部门，有个说法：院会部署行，银行在最后。国务院开会，银行有时去，有时不去，需要的时候才找来。省里开会也是，银行也是列在末席。尽管学科排位靠后，但学科内容十分丰富。苏联最早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列昂涅夫写的，我们也翻译过来了，其中有不少货币方面的内容。在前苏联，金融学的学科排位也是靠后的，但学科基础起点不低。

　　在经济生活中，金融的地位也不轻。你不重视它，它还老出事。解放初期治理通货膨胀是大事，有个相声说，一个人进到铺子里要买东西，一问价格嫌太贵，就出来了，但一寻思，东西还是要买，进去再问，价格又涨了。这个相声有点夸张，但确实有这么回事。过去人民银行计划局有个局长叫曾凌的，曾经写了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流通》，书中详细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通货膨胀，其中就写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法币，最不值钱的时候1元法币只能买到半粒大米。我们是1950年3月一举制止了通货膨胀的。我们从中学到了最基本的金融知识。

　　1953年我们经济出了问题。之前，财政有不少结余。中央决定用结余安排些支出项目，加快建设。可是财政扩大支出，商业库存急速下降，没有库底了，市场稳定受到很大影响。结余是自己省下的钱，把省下的钱用出去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动静，对市场影响那么大。后来明白了，结余的钱本来存在银行，银行已经通过贷款活动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了，就是用它来扩大贷款支持商业建立了必要的库存。现在，财政突然大规模花钱，打乱了原来的安排。商业则相应地突然扩大了销售，并用扩大的销售收入归还了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规模突然缩小，造成流动性的缺乏，经济又死了。在这种生活实践的教育下，我们逐渐摸索着进入学科殿堂。

　　记者：在您60多年货币银行学的学科建设中，您认为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是什么？

　　黄达：首先是引进工作了。我，我们这一辈人，是从引进前苏联开始的。从前苏联的引进，有其积极意义，不能一概抹杀。其一，需要引进苏联的货币银行学；其二，我们事实上对西方货币银行学是曲折的引进。苏联当时有两门课，一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一门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货币流通与信用。我们是从货币起源讲起，讨论货币是不是永恒范畴，讨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等等问题，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也是很重要的内容。苏联货币银行学讲的资本主义部分实际是从西方货币银行学里来的。我们应该说是曲折引进西方货币银行学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引进的是苏联的，但实际学的是西方的。

　　再往前追溯，货币银行学的引进，在上世纪上半叶已是常规状态。货币银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它的形成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那时候，我们的留学生制度已经很正规，像马寅初那批人，文化底子很好，他们对引进的贡献很大。我大体印象，西方有关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的学术进展，一两年后，在中国的课堂上、在出版物上即有所反映。

　　上世纪上半叶的归国留学生，在引进货币银行学这门学科中，成就也十分显著。我见到的有关货币银行学的书目，包括货币学、银行学、中央银行学等学科，著述、编写、翻译等形式就有一百多种。那时候学科发展已经比较好。新中国成立之际，有一批游学西方的留学生，在银行部门有丁鹄、周林、甘培根，在院校的有周作仁、杨承祚、陈观烈、刘絜敖等等，他们在货币银行学方面都有功底。可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的一边倒和闭关锁国使从西方的引进过程戛然而止。

　　不过那时候我们充分利用窄得不能再窄的门缝，也还有所引进。当时我们系有个老教授杨承祚，是留美的，他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也都觉得应该了解西方的情况。当时只有外贸部、中国银行这两个地方有西方的资料，到这两个地方查资料还得党委开介绍信。我们195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与信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情况都有介绍，是比较全面的。应该说这是杨老先生的功劳。

　　改革开放后的引进，我们是“实时”起步的。人民大学组织翻译了一部在西方甚为流行的《货币银行学》，自己的教材一时编不出来。当时学界普遍存在矛盾心态，学了苏联的，对西方的东西有抵触。我们系就有教员说讲不了。我说没关系，慢慢来，但不能停留在过去。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我们还是讲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这中间也是一个思想逐步转变的过程。

　　引进中也有问题。我们前期“曲折引进”引进的内容只是到上世纪2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后初期的情况还了解一些，五六十年代的事情就不清楚了，就是王传纶、周林这些老“海归”也不熟悉。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只注意到自己熟悉的一半，引进的主要是货币银行学的内容，但关于现代金融学的内容很少引进。最初有一批学理工科的出国访问学者，他们学习到国外一些关于风险度量管理的新知识，但他们不了解中国的背景，不知道中国的金融是什么样的，引进了但接不上轨。真正吸收主要是在90年代中期，那时候一些“海归”回来了，现代金融学才发展起来，微观分析内容逐渐丰富。现在金融学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金融的一般理论到金融的具体管理等都被囊括其中。

　　记者：我们的学科是在引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您那个时候，无论“海归”学者还是本土学者，不约而同地朝着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方向努力，这种责任和担当以及使命感是你们那个年代共有的。

　　黄达：引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中国化、本土化，即对引进的消化，结合中国的实际。

　　一开始我们讲社会主义部分，讲社会主义没有通货膨胀、物价稳定，这些内容讲了很多年，直到“大跃进”。“大跃进”一开始的时候提倡解放思想，有两年学术气氛是比较自由的，大家开始敢于对前苏联的东西提出质疑。那时候凭票供应的米面布的价格当然不会涨，但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物价实际并不稳定，受到的冲击还是很厉害的。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到集市上买一只鸡，要十几块钱，而当时职工的工资也只有30多块钱，也就是说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才够买一只鸡。而生产资料，比如电厂要买煤，煤矿一开始不给，后来达成协议，煤矿供煤的条件是，按1000吨煤结算付款，但实际只给电厂500吨煤。这也是变相涨价，而且这种情况很多。应该说“大跃进”时期没有不涨价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只有一样东西不涨价，那就是裁缝划粉。因为裁缝划粉的原料成本低，而需求又少。

　　生活实际使我们感到，价值规律虽然大大受到限制，但仍顽强地发挥着作用。那时候思想上也很矛盾，社会主义有优越性，但市场经济不可克服的自发性，逻辑上也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出版了一本教材《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摆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矛盾。有位同志前年有一次问我，那个年代怎么有胆量提这样的观点。我说那时候也不是把人的嘴封得死死不让说话。其实，我在书中的用词还是比较谨慎的。我们的分析不绝对、不片面，只要从正面讲道理，观点客观、理性，不偏激，许多问题还是能够讲的。

　　我们始终有这样的信念，“食洋不化”是引进的大敌，因而“结合中国实际”是始终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

　　如何做到“本土化”，我理解：一方面要设法叫中国学生懂，不只是翻译问题，比如，西方人讲货币的价格，那就是要告诉学生，他们是讲利息；比如西方人讲“买存款”就是存款，“卖存款”就是提取存款……当然不只是解释名词，还要引导学生懂得背后的原理。另一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回答在中国这些原理如何表现，如何用理论指导中国的实际。不能只说、只埋怨中国落后。要摆脱落后，必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无法跨越。此外，在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能忘记的是自我创造。比如，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就如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创造。

　　“本土化”，要化很大力气，却很难表现出成就来。改革开放前前后后这几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本土化”这样的信念，至于做得如何，那还要由客观事实加以检验。

　　记者：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在那个年代不被承认，您作为一个学者，敢于积极地正面地分析解剖问题，理性地提出观点，这需要相当的勇气，这种精神令人敬佩。您提出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黄达：我们在引进前苏联学科体系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研究，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应该说，综合平衡理论既不是西方的，也不是前苏联的，而是我们自己的宏观均衡观。最初思想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只是他没有提这个名词。1956年、1957年又出现了1953年的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1956年陈云同志当时提出，经济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当时经济界、银行界老一辈的研究人员写了几篇论“三平”的文章，提出财政平衡是关键、物资平衡是基础、信贷平衡是综合反映，后来加上外汇，是“四平”的论断。我开始探索这个问题是在几年之后，就主要集中在研究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综合平衡问题上。

　　理论研究要始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中国学人一直以来的传统。比如中国金融学会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其他学会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那时候银行部门的人，像资耀华这样的一批人都很有水平，不仅从事实践，也能写东西。当时银行的研究实力很强，只是他们讲技术方面的多，讲理论的少。我看到的50年代以前的大量著述，都很注重结合中国实际问题，大量思考中国现实问题。其实我们老一辈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很注重结合中国实际，马寅初当年讨论的“法币改革”就是结合中国实际的，这个传统应该说是从老一辈“海归”传承下来的。

　　记者：学界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以为掌握了西方的东西就是找到了捷径，大家讲的都是西方的故事，不愿下工夫结合中国情况去探索去提炼。

　　黄达：发展中国的金融学并不是要创造独立的规律，因为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金融学，这项工作任重道远。中国人思想比较温和，不走极端。理论研究也一样，比如银行的独立性问题，讲绝对了就不对。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教研室曾经有人建议，直接用国外的教材就行了，像米什金的金融学，世界都在用，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并不是说编本教材就一定比他的好，以后也能拿到国外用，我们自己能编出什么新名堂？其实，我们所以要自己编教材，根本的目的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写出中国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应有所作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张杰老师给学生讲货币银行学，用的是我编的教材，他为讲课从头到尾看了这部书，他说“你讲的是中国的故事”。这在我看来是很高的评价了。我们的教材要讲实践，要把中国的情况尽量多说一说。

　　记者：在经历了又一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后，金融学界也在反思如何推动金融学科体系的改进。在金融学科体系的完善方面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发展中国的金融学科体系还应要注意哪些问题？

　　黄达：学科建设，不论是引进，还是本土化，都可归结为：整理古往今来、包容四海的一切真知的过程；是辨识真伪、梳理源流的过程；是引导学以致用的过程。

　　盘子里的水，一眼透底。同样的道理，只能背一两条论断，那是死学问。学问、真知，源远流长，弄清源流，才可掌握核心思路，驾驭之，才有可能用之于指导实践。但实现这样的要求，任重道远，也许，我们还处于开始阶段。

　　现在金融理论建设突出需要解决的是宏观金融分析和微观金融分析有机结合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暴露了两者之间的矛盾。次贷中的金融工具，避险的工具，设计得相当精妙，但累积起来的风险终于使整个金融系统受到巨大的创伤。反过来，宏观金融决策是否为微观链条断裂埋下隐患，也还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两者如何结合，在货币银行学的建设中也有表现。一百年前从经济学中独立的货币银行学，在上世纪30年代吸收了宏观经济学原理得到了大发展。但如何把上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微观金融分析引进货币银行学则很困难。我在编写《金融学》的时候曾做过努力，但结合得并不理想。在这方面还要继续探索。

　　在学科建设中，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始终要弄清基本原理。懂得了基本原理，才不会被“忽悠”，才会提高抗“忽悠”的素质。

　　比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2008年以前，我们过分强调金融，不看实体经济，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切都好。2008年以后，认识到实体经济不能垮，忽视实体经济是个大教训。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实体经济垮了。但这次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实体经济撑住了，没有大垮，就有了较快恢复的基础。我们这两年金融的发展，还是因为有实体经济的支撑。实体经济是根，金融可以起到极大作用，或推动或破坏的作用，但并非可以决定一切。

　　比如通胀，从19世纪亚当·斯密到马克思时代就有论断，即使用黄金作货币，物价也不可能稳定。在当今的世界货币体系下，通胀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一点没有是不可能的。通胀并不都是坏事情。我们都知道，通过金融活动可以挖掘经济的潜力，货币有撬动作用，温和的物价上涨实际是积极因素。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目标往往定在2%。在发展中国家，各方面矛盾比较突出，要想把物价涨幅维持在2%～3%比较难，有时要允许稍高一些。问题是时时保持警惕，力保不要超过警戒线了，或有超过趋势，可以想办法拉回来。有点问题也可以纠正过来，没有必要过分反应。要叫物价水平一点不变，那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不能成立。

　　记者：您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一书中提到，自己的一生就是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银行学景观的旅程。60年专注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您觉得其吸引人之处在哪里？

　　黄达：这么多年来，我体会，任何一门学科，能够成为一门科学，都有其内在的魅力，都会吸引人们终身从事本学科的探索。当然，要了解一门学科的妙处，也要求个人的进取。一个人一辈子投身于一门学科而始终兴致不减，是由于确实迈进了学科殿堂的门槛并真正领悟了其内在魅力：既一步一景，不断观赏到绚丽多彩的内容，又时时处处发现仍有无穷的奥秘有待探索。

　　与其他学科相比，金融学科更有诱人之处。它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全面展示在人们面前，立即就会引人入胜。

　　现实生活中，金融问题本身的特点也使人着迷。它有着人们凭日常逻辑往往弄不清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这样，如当时国家的领导问人民银行：各部门的汇报都听得懂，你们的汇报怎么就是让人听不懂；各部门讲本部门的计划，或是供不应求，或是供过于求，清清楚楚，你们讲信贷计划，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总是平衡的，“平衡”为什么还有“差额”？

　　在今天，金融领域的运作，更是复杂多变，不是轻易就能弄懂的；但却不论是国家、是企业、是个人，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中又不能不运用这个手段……

　　金融最具理论色彩，但在现实中又最具实用性。

　　记者：1979年以后，您每年都有数篇高质量的文章发表，即使在担任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也笔耕不辍，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做学问的？您对年轻人学习和研究有什么建议？

　　黄达：当校长对做学问是负数。我1983年担任人民大学副校长，1985年袁宝华同志到校任校长，我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1991年我又当了校长。最初几年，从事金融问题研究的时间还是被挤掉很大的部分。后来努力在领导班子中安排好分工，1992年后才有精力做点学问。我是想方设法挤时间，最有效的一个措施就是不放弃讲课，每年带一学期的课。讲课是最强的理由，就是教育部的会，我也可理直气壮地请假。还有就是坚持晚上不开会，我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做些学问。

　　对年轻人的建议，我想来想去值得介绍的经验只有一个“学”字；扩展一点，就是“勤学”。再就是一个“懂”字。学就要学懂，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自以为懂了，其实并没有弄懂。懂不懂怎样衡量？那就是看能不能用文字表达，能不能用口头表达，能不能自己举例，举通俗易懂的例子；最后，能不能把旁人说懂……真懂了，那就是“大彻大悟”，给自己继续前进以真正的内在动力。

　　做学问之乐难以用言语回答。古人有诗，“读书之乐了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谨以此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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