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芳

　　在2011年4月1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被放在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第一条，同时抗通胀有了“把物价涨幅控制在可承受限度内”的新提法，并不再强调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年均涨幅4%的硬性指标。这些转变，显示了宏观经济调控的新思路——抗通胀的同时，需实现“保增长”。新思路意味着中国意图在一条极具考验性的道路上寻求平衡——既不让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狂奔，又要避免经济减速，而如果能实现这一平衡，则今后的中期增长可期。

　　但是，中国的通胀非常复杂，究其成因包括了需求拉动、成本推动、输入型通胀、高增长伴随长期需求增长引致通胀等各种类型。与此同时，抗通胀与经济转型所要求的要素价格提升相撞，并且还面对着西方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国际环境。上述因素使得“抗通胀，保增长”面临着四个两难困境。

　　困境一：控制通胀须实施货币紧缩，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若考虑增长，不严格紧缩货币流量，则可能加剧长期通胀。导致通胀的原因很多，本次通胀主要源于前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对此温家宝总理、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和经济学家均有所共识。

　　困境二：控制物价具有管理通胀预期的绩效，但定价权受限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引致变相涨价。通胀预期是一种心理预期，不是真正的通胀，但却能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认为在未来会发生物价持续上涨，他们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推动形成实际通胀。因此，管理通胀预期是抗通胀的关键一环，而控制物价则是平稳通胀预期的重要行政手段。

　　困境三：控制通胀与经济转型相撞，“刘易斯拐点”要求实施生产要素价格改革，而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却会推动成本型通胀。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中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劳动力过剩局面逐步逆转，工资上涨压力凸显，不少地区开始大幅提高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详见《新产经》2011年第3期)。同时，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能源资源消耗不断上升，能源资源价格存在调整压力。中国政府也多次强调，需推行油、气、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理顺基础性产品价格体系，为未来的福利增长、效率改进和经济可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由此，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已然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困境四：增强汇率弹性，可以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但升值预期会吸引国际资金流入，增加资本项目顺差，加大物价上涨压力。在“五一”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达6.499，创下汇改以来新高，人民币升值趋势明显而强劲。央行副行长胡晓炼此前公开撰文表示，未来将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减缓输入型通胀压力。然而，对于增强汇率弹性以及管理通胀的观点却呈现南北两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