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著名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具体年份已经记不清，大概在四五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加藤嘉一的文章时，感觉到这个日本“80后”作家极具洞察社会的天赋，并拥有上佳的写作才能。不几年，加藤嘉一已经是在中国和日本非常具有人气和号召力的年轻专栏作家。特别是在中国，加藤嘉一因其日本人的身份，其观察中国的视角和文字，尤其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关注。其新作《中国的逻辑》近期出版之后，再次引发国人关注。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访，读者可以借此观察一个观察中国的日本青年作家。

　　我想把“草根中国学”

　　传播出去

　　 《华夏时报》：有笑言说：世界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的逻辑，现在你把后者作为书的题目。就你个人的整体理解而言，你认为“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加藤嘉一：我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嘲笑或讽刺中国，目前在国内公共知识界，嘲笑讽刺的言论铺天盖地，不需也不该再由我这个来自海外的草根中国观察者来重复。我更愿意做出一个表态：所谓逻辑与所谓中国的逻辑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融合的隔阂，但两者需要沟通，努力去相处，相处比相见难，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崩溃很有可能造成世界崩溃，世界衰退很有可能造成中国衰退。那么，世界需要尽量真诚地了解中国，中国人也需要虚心、谦卑地倾听来自海外的声音。我在本书里汇集的文章中贯彻的立场是走进草根，深入草根，突破草根，没有一篇文章是上百度搜出来的，而是跑进民生、民意和民情捡起来的。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性日子里，我愿意提出“新三民主义”：民生、民意、民情。我由衷希望自己能够建立基于我在中国经历与体验的“草根中国学”，并向国际社会传播出去，告诉他们我们外国人该如何了解中国，表达中国。“中国的逻辑”不是我这个作者向读者灌输的，而是作者被读者解读出来的。但若非要我说什么是中国的逻辑，其特征何在？我会回答：说不清楚。

　　 《华夏时报》：草根姿态，在当下中国是最受欢迎的。你说自己观察中国是“深入草根、走进草根、突破草根”，但实际上你已经精英化了。

　　 加藤嘉一：我是日本农村出来的农三代，小时候很贫穷，基本没经历童年、少年以及青春时代，始终在奔跑，为了走出贫困，始终拼命，甚至卖命。我很理解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们的复杂心情和谋生困境，我真正希望自己能够站在他们的立场观察社会，摸索解决之道。我确实是精英，但我是草根出身的精英，我是带着公共意识的精英，解决草根问题，必须由精英来推动。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是拜金主义和互不信任蔓延的时代，能够站在草根立场，抱着公共意识向草根群体伸出手，并以实际行动去表达关怀的中国精英太少了。我与中国的交往中，我发誓，永远扮演“草根代言人”的角色。

　　 《华夏时报》：在你的有些文章中能够看出，往往是由于你的特殊身份与名气，通过与精英和高层的接触，才对中国的理解更为深刻，这好像与“草根”无关，怎么解释？

　　 加藤嘉一：经过这些年的奋斗，我确实在当今中国社会争夺到了一点点话语权，扩大了一些人脉。问题是，我的话语权和人脉怎么用？我一定会把它们用在解决草根问题上。中国社会的伟大改良必须吸纳外国人的力量，特殊的力量，名气的力量，精英的力量，高层的力量。这不是矛盾的，我会把它们有机地统一好，并落到实处。

　　 《华夏时报》：在你走过的这么多中国城市，以及写过那么多文章之后，你觉得哪个城市最适合观察中国？对你的触动最大？为什么？

　　 加藤嘉一：我喜欢南京。没想到南京市民对我这个日本人那么友好。南京正在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着，却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传统因素。那里的读书氛围，尊重知识和文化的气氛也比较浓厚，这点难能可贵。杭州也比较有趣，房价那么高，老百姓却如此休闲，重商主义很浓厚，却拥有着一种读书文化。杭州是我走过的城市当中堵车最严重的，却是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的城市，这种矛盾何从何去？杭州正在建设地铁，西湖将存在下去。它将走向何方，我很关注。

　　比起美国，

　　中国更应关注日本

　　 《华夏时报》：日本有自己的逻辑吗？它与中国的逻辑有什么不同？

　　 加藤嘉一：我正在筹备另外一本书叫《日本的逻辑》。相对于中国的兴衰取决于内因和内压，日本的兴衰更多依靠外因和外压。明治维新、战后改革，都是被美国人迫使进行改革的。相比之下，在历史上，中国的发展始终有着一种内在逻辑，兴起是依靠中国人自身就像大海一样的自我调节能力，衰退则是被中国人盲目甚至愚蠢的“内耗”所导致。我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依然取决于内因和内压，自己理性、长远地确定发展路线图和战略目标很重要，避免中国内部的自己人之间陷入蒙昧的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更重要。日本目前陷入长期低迷的发展状态，“失去的二十年”仍在继续，通缩、老龄化、财政赤字等都是代表“漂流日本”的疾病。日本人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对政治家越来越不信任，长期陷入“无政治状态”。我坚信，3月11日袭击日本的大地震、大海啸以及核泄漏这一千年一遇的复合型危机必将成为日本走出困境、重新复苏的“外压”。

　　 《华夏时报》：在观察中国之时，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一个纯粹的日本人还是一个对中国有点感情的人？还是其他？

　　 加藤嘉一：我不过是比较关心中国问题的草根观察者，行动中的思考者，实践中的当事者。我对中国从不抱有喜欢或讨厌，作为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更是爱国主义者，了解中国社会是必须的，中国的发展、稳定、崛起、衰退，都必然影响日本未来的发展走向。如果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日本无关，我不会这么积极地关注中国。我观察中国不是感情问题，而是理性过程，一切都从日本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努力，尽可能把中国的发展与日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这是我的责任感，更是使命感。

　　 《华夏时报》：以你通过中日媒介与社会观察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更关注日本还是日本人更关注中国？你怎么理解？其间有民间情绪的对抗吗？

　　 加藤嘉一：都需要，但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更关注日本，因为，在中国社会，日本这一因素或其重要性被低估了。日本才是不依靠宗教的力量实现了现代化的亚洲第一国家，我们靠的是儒家思想，天人合一，以和为贵。中国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必然面临信仰与发展之间的问题，日本则是很好的前例。中国人不要被美国的物质、消费、膨胀性发展所左右，而更应该关注日本，它体现了部分中华的精髓，中国人最终寻找的位置和灵魂。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关系造成的民间对抗情绪阻碍着中国人寻找自己位置和灵魂的过程，那意味着悲哀。

　　 《华夏时报》：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你是个有天赋且努力的日本男生，不过，你有这么多社会活动，还有时间看书吗？单单通过感知或者说更多地是通过感知得到的观察，靠谱吗？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加藤嘉一：我来华后一年平均读300本书。18岁以前由于家庭等原因没时间、没精力、没金钱让自己享受阅读习惯，所以现在我在拼命补课。走路的时候思考，坐地铁，等人的时候看书，我还是合理利用着时间和空间。我一般不跟朋友混，不盲目迎合大众，参与社会。我应酬也很少，我很珍惜一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太少，我反而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太多、太大，所以才努力去管理它。

　　 《华夏时报》：你说过关于自己从政的问题，我也祝愿你成功。不过，你这么年轻，对自己的人生还有其他打算吗？从政是要靠运气的，不完全是能力。

　　 加藤嘉一：从政不过是一个方向，而且广义上我已经在从政，影响着决策过程。我估计，从政对我的人生来说不过是集大成，如何走好过程更重要，过程才是自己的，结果则是社会的。我会把名叫人生的马拉松比赛奔跑下去，坚持才是力量。我尽量保持独立、中立、自立的状态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实际上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的人生目标是过好每一天，珍惜每一刻。世上没有免费的运气，它是靠实力支撑的。我会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