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咨询专家，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美国国会东西方中心“未来领导者”项目会员。

　　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没有实质性进展，双方都在刻意淡化汇率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干扰，都集中精力去寻求能够达成合作意向的方面，比如能源、交通等。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双方都明白，短期内达不成实质性的一致意见，因为人民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确立，美国也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一步到位。双方都想通过对话做一些实事，不想吵架。况且近一年来，人民币汇率已经有很大幅度的升值空间，美国媒体也有舆论，表示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做得太过分，对中国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个制度改革和体系改革，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要升值，升值只是一个现象，汇改的核心是制度改革。所以，人民币汇改不会完全按照美国提供的脚本走，中国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中国社会改革等方面相配套。

　　现在，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升值会抑制通胀，我认为，通过汇率来解决通胀问题是个伪命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选择。用汇率来抑制通胀，在政策层面是对中国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误判，也是对中国经济影响力过于自信的体现，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的负面后果。

　　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太一样，有些金融工具在西方国家可以立竿见影，但在中国未必有效。在中国有些政策还有矛盾性，比如一方面允许企业之间的融资，地下钱庄有一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冻结基础货币，这种做法看上去很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变化很快，加大了主管部门对形势变化应对能力的难度。

　　我认为，一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后果，金融政策与其他政策不太一样，金融政策往往有一个迟滞期，大概六个月到一年之后政策效果才能体现出来，所以，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治理通胀，效果不会太明显。相反，还会影响到很多企业因为没有资金而开不了工。在通胀的压力下，老百姓和政府都很着急，但也要掌握一下调控的力度，采取这种非常极端的政策方法，负面效果会很大，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目前，中国的通胀是输入型通胀，中国经济已经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经济处于通胀的形势下，中国想脱身其外是不可能的。所以，央行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也是扬汤止沸之举，即使中国把所有的货币都收回来，可能还是会有通胀。所以，要解决通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联合G20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来寻求解决全球性通胀问题。总之，单靠一国的努力是无法解决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具体来讲，各个国家的央行，应该有一个金融政策协调制度，特别是金融政策退出机制。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都投放了大量货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连锁的金融政策退出机制。比如，中国央行在连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美国或其他国家也应该相应提高，大家对治理通胀都有责任。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美国一边在不断增发货币，一边又在国内用补贴的方式抵消通胀压力，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国的通胀压力由很多国家一起承担，这是很不负责的行为。所以，中国应该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向美国施压，美国作为世界货币，就应该扮演世界货币的角色，承担世界货币的责任，美国的货币政策，并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政策在实施的时候，也应该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增加银行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