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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治理通胀需对症下药

2011年06月10日 14:39 来源:《当代金融家》

  Governing In ation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文 /张 伟

  我国当前面临的是成本推进型通胀,主要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居住成本上升两个成因。对此,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以缓解当前的通胀压力:一是可以通过人民币适当快速升值,消化因为美元贬值引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对物价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缓解央行过快投放货币的压力;二是转变房地产调控思路,想方设法扩大住房的有效供给,缓解居住成本过快上升对物价构成的威胁。作者认为,目前不宜继续采取加息的方式控制通胀。

  如果以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I”)同比数据衡量,自2010年7月起,我国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10个月超过3%。政策制定者一般把3%作为是否需要治理通胀率的分界岭。为了控制通胀,自2010年1月以来,央行连续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5.5%,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高水平21%;自2010年10月以来,央行连续4次上调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均累计上调1%。这些措施对于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最近6个月的通胀率依然保持在4.5%以上的高位水平,部分月份甚至超过了5%,通胀形势仍然严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就是目前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对症下药。

  当前通胀的症结所在

  笔者发现,当前我国通胀的主要成因,不再是最初的需求拉动,而是已经转变为现在的成本推进。成本推进物价上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国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得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成本攀升,引起所有商品价格整体上扬,尤其是食品价格出现飙升;二是由于受到房价多年上涨以及近年来限制商品房开发等诸多因素影响,居住成本快速上涨。上述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直接推高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间接地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进而从成本角度全面推进物价整体上涨,酿成通货膨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主要中央银行基本上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动向实体经济注入大量的流动性,以提振经济,消化危机。除了央行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我国财政部门出台了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以2008年11月初出台的4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为标志。

  在全球宽货币、低利率,以及部分国家(如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高需求的环境下,从2009年3月份开始,国际石油、煤炭、有色金属、铁矿石、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报复性上涨。以石油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石油价格从之前的最高点147美元/桶,下跌至2009年初的40美元/桶以下。在强有力的危机救助政策的刺激下,从2009年2月开始,石油价格开始迅速攀升,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国际石油价格最高上涨到120美元/桶,增长率高达约200%。同时,国际铜价自2009年初以来上涨了220%,国际铁矿石价格自2010年初以来上涨58%。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联动效应推高了国际农产品价格。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在2010年上涨了29%,而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全球食品价格更是上涨了15%。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飙升的情况下,即使在诸如成品油、煤炭、钢铁、粮食等价格存在一定管制的条件下,我国国内的大宗商品价格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数据显示,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China Commodity Price Index,简称“CCPI”)从2009年7月最低水平70点左右,上升到2011年4月底的最高水平156点,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增长率高达约120%。作为生产及流通环节最为重要、涉及面最广泛的原材料,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上涨。以汽油为例,其价格从2008年底的5540元/吨上涨到了2011年4月份的8580元/吨,累计上涨幅度高达约55%,引起同期93号汽油零售价格上涨约44%。汽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蔬菜、水果、肉、海鲜、粮食等食品的运输费用上升,在食品本身供需矛盾所引起价格上涨的基础上,进而推动其价格进一步大幅度上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自2010年10月以来,国内食品价格指数有6个月处于110以上的高位水平。此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直接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引起商品价格整体上涨,形成潜在的或现实的通胀。

  除了关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胀之外,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居住成本上升对物价整体上涨的影响。自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取消福利分房以来,我国商品房市场经历了十余年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阶段,伴随住房面积大幅度上升,商品房的价格出现急剧攀升的景象。初略估计,在2000~2010年这11年时间内,全国大中型城市的房价平均每年大约上涨15%。以北京4个内城区为例,2000年住房均价为4200元/平方米,2010年为55000元/平米,复合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在房价高速上涨的条件下,房屋租金、房屋装饰装修费用等各种居住成本也随之攀升。尽管出现了上涨,但是,这些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远没有达到房价上涨的速度,特别是房屋租金的上涨,在速度上低于、在时间上滞后于房屋价格。以北京为例,最近4年房屋租金复合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9%。然而,2010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加大力度调控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出台限制性购房措施,使得部分购房需求转变为租房需求,导致房屋租金急剧上涨。以北京为例,相比2009年,2010年房屋租金上涨了约22%。尽管房屋租金在2010年出现了大幅度上涨,但是租金收益率仍然显著的偏低。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租金收益率均显著低于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这表明,当前房屋租金还没有涨到合理的水平。如果房屋租金收益率上涨到合理水平,那么,将进一步推高居民的居住成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自2010年11月以来,我国居住价格指数一直处于105以上高位水平,并且出现稳中有升的态势。居住成本上升,将间接推高劳动力成本,而房屋租金上升将提高经济主体的经营成本,进而推进物价整体上涨,酿成通胀,其潜在的威胁不容忽视。今后,要特别关注居住成本上升对物价上涨所带来的影响。

  对症下药治通胀

  既然当前通胀的主要成因不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进,那么,为了控制通胀,就不宜继续采取加息的方式。从一般原理上讲,加息可以直接抑制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从而间接限制其对商品的需求,有利于稳定物价。然而,加息能否取得这样的效果,取决于经济主体对利率是否敏感。如果经济主体对利率不敏感,那么,加息不但不能明显地限制需求,反而提高了经济主体的财务成本,进而从成本方面上推高商品价格。最近两年多的时间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房地产政策的基本基调是限制信用过快扩张,限制了部分经济主体的实际资金需求,加上很多项目是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主导的,因此,只要能够获得资金,对利率的高低并不在乎。从而形成一种现象,尽管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银行等正规融资渠道的信用扩张过快,但经济主体可以通过民间借贷等非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资金,即使其融资成本大大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因此,加息已经不再是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治理通胀的良方。

  如前所述,我国当前面临的是成本推进型通胀,主要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居住成本上升两个成因。对此,可以采取以下两项措施,以缓解当前的通胀压力:一是可以通过人民币适当快速升值,消化因为美元贬值引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对物价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缓解央行过快投放货币的压力;二是转变房地产调控思路,想方设法扩大住房的有效供给,缓解居住成本过快上升对物价构成的威胁。

  允许人民币适当快速升值,不仅可以很好地消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而且从源头上很好地控制了货币过多投放。自2002年国际范围内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以来,我国始终面临过多投放货币的问题。最近10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平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18%,2009年更是高达28%。我国货币过多投放是多种原因综合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高度外向性,直接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人民币汇率机制过于刚性。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外部资本涌入我国,由于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在外汇市场买入美元等外汇,而投放人民币,从而形成高额的外汇储备。即使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行票据,但仍然没有完全控制货币过多投放,这是最近几年通胀形成的源头因素。为了控制通胀,必须采取措施,紧紧控制住这个源头活水。当前,应转变本币升值一定会导致出口下滑、进而出现经济下滑的传统观念,在我国拥有高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雄厚实力支撑下,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范围,逐步放弃汇率稳定的硬约束,使人民币汇率更好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从而缓解当前货币投放过多、过快的困局。此外,人民币适当快速升值,可以消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国际大宗商品基本上以美元计价,当美元出现贬值时,往往会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标价的价格上涨。如果人民币比相对于美元升值的比率正好等于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标价的价格上涨比率,那么,以人民币标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可以保持不变。因此,适当放快人民币汇率限制,有利于缓解输入型通胀的负面冲击。

  为了治理通胀,尤其是为了防止出现因为房屋租金飙升而引发的恶性通胀,当前,有关部门应该尽快调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思路。首先,房屋价格上涨还是下跌应该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通过任何行政性手段调控,可以暂时控制房价,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房价上涨或下跌的趋势。这是一个基本的经济规律。政府一味地控制房价,只会对政府的行为形成越来越强的硬约束。当前,不能继续通过诸如限购令等行政方式,控制房屋价格过快上涨。其次,当前应该给房地产市场“松绑”,鼓励多种形式的房地产开发,大幅度增加房屋的有效供给。只有增加了房屋的有效供给,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房价及租金价格过快上涨的局面。当房屋的有效供给大幅度增加,形成新增供给略大于新增需求的局面,将有利于缓解房价上涨过快的局面。与此同时,由于房屋供给增多,可以引导部分租房需求转向购房需求,从而也有利于缓解租金过快上涨的局面。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讲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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