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迪归来

　　郎朗、稀缺的练琴时间、萧索的唱片业、平庸的观众……谁是这位古典钢琴王子最大的敌人？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樊婧

　　四月末的一天，国家大剧院。李云迪“盛宴李斯特”音乐会将于当晚7点半上演。但当天显然还有更为引人注目的盛事—大剧院里，北京国际电影季的红地毯上正聚集众多明星和导演，神色紧张的保安拉起长长的戒严线将数千名来观看李云迪音乐会的观众毫不客气地阻挡在外。

　　焦急等待的人群中包括欧洲新闻电视台两名记者以及李云迪的化妆师，按计划他们要录制关于李云迪的电视节目，突如其来的变故几乎要令计划泡汤。李云迪的助理、一位研究生刚毕业的女孩早已焦头烂额，她不停地和剧院保安部门通电话，要求通融放人入场。李云迪的父亲李川，一个面容儒雅的温和男子，焦急地询问进展，不时离开工作间将赠票亲自送给地位显赫的贵宾。

　　演出前的音乐厅空空荡荡，舞台上凌乱地摆放着几张黑色椅子和一架黑色的施坦威钢琴，琴旁的李云迪是混乱中唯一气定神闲的人。昏暗的灯光下，身穿蓝色细条纹圆领衫的李给了深黯空间一抹仅有的明亮。此刻，他正弹奏的是肖邦C小调夜曲作品48号，当晚演出的曲目之一，高音处的琴音如温柔夜色下散落一地的珍珠。

　　即使在成为钢琴巨匠之后，李依然对每一架钢琴心生敬畏—每天至少练习2至3个小时，在演出季，为了适应不同的音乐厅场地以及钢琴，通常他需要在现场呆上整整一天。“要练习手的熟练感觉，然后是精神的理解和感情的表达，两者要有一个协调和统一。”李云迪对《环球企业家》解释说。

　　同中国经济奇迹一样，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异地复兴与蜚声国际钢琴大师的成批涌现均令人瞠目结舌。长久以来，中国音乐界以对西方古典大师的演绎而非创作为主，虽然中西方交响乐团演奏的中国曲目明显增多，但多数是对中国传统民乐的改编，原创少之又少。不过，这种情形将很快改观。在中国，仅专业学习者就在1500万至6000万之间，除了提高自身音乐修养之外，大多数人怀揣着最现实的利益考量，幻想借此一夜暴富。榜样之一即是“钢琴界的詹妮弗·洛佩茨”郎朗，其年收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演出价码高达28万欧元一场，仅其双手和脖子的商业保单金额就高达数千万美元。李云迪则紧随其 后。

　　李云迪、郎朗的横空出世以及此后指挥家张弦、钢琴家陈萨、小提琴手黄蒙拉、小提琴手朱丹和吉他手杨雪霏等顶级人才大量涌现，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Gramophone)总编辑詹姆斯·伊文(James Inverne)感慨称西方正面临一次文化地震。纽约爱乐乐团客席指挥张弦亦认为，中国将从三个方面改变古典音乐：即听谁的演奏，听什么作品，以及观众的构成。

　　李云迪正是“云端颠覆者”。他是“钢琴奥斯卡”肖邦国际钢琴大赛时隔15年后、两届第一名空缺之后的首奖得主，亦是该赛事70多年历史中最年轻的金奖得主和首获此奖的中国人，不为多数人知的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波兰至高荣誉“荣誉艺术”文化勋章以及肖邦护照的中国钢琴艺术家。在西方，人们已将他的名字和毛里奇奥·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 )、马尔塔·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克里斯蒂安·齐默尔曼(Krystian Zimerman)等当代钢琴大师联系在一起，他被称为“浪漫派钢琴大师的接班人”，波士顿交响乐团终身指挥小泽征尔称李云迪是“人琴合一”。你可以从以下合作者窥见其声望—英国皇家爱乐乐团首席客座指挥尤里·捷米尔卡诺夫(Yuri Temirkanov)、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洛林·马泽尔(Lorin Maazel)、基洛夫歌剧院首席指挥瓦列里·杰吉耶夫(ValeryGergiev)、瑞典广播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丹尼尔·哈丁(Daniel Harding)、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詹姆斯·列文(James Levine)、莱比锡歌剧院音乐总监里卡尔多·夏伊(Riccardo Chailly )⋯⋯

　　你或许很容易对李氏命运曲线多有诸如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命运多舛的他曾经在市场定位方面遇到了麻烦。起初给西方世界留下的印象是举止笨拙，身形瘦削，乱蓬蓬的头发上压着一顶棒球帽，一个土里土气的中国青年。后来又被包装得面目全非——在肖邦和李斯特的唱片封套上，李化着浓妆，摆着自我陶醉的姿势以及颇为中性的造型。这也并非其内心初衷，但亦无力抗拒。

　　李对严肃、朴实无华的表演风格更趋之若鹜，而且始终拒绝将自己与流行音乐的演奏者混为一谈——这与郎朗所竭力追求的妇孺皆知的宣传效果截然相反。这位出名比郎朗还早的钢琴家因为与观众的距离感与生涩感，使得其票房和商业代言成绩远不及郎朗。缘何如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李云迪尚未被唱片公司马戏团式的叫卖所腐化，或者拥有天然的抗药性，这也预示了其林昭亮式的命运—10年前，索尼唱片与炉火纯青的台湾小提琴家林昭亮解约。原因即是林不愿意或者不能录制那种大提琴家马友友在流行音乐排行榜上居高不下的准流行音乐。你可以说李云迪因流行而被选用，然后又因流行而被抛弃。对爱钱如命的唱片商人而言，他只是换得钞票的提线木偶罢了。而对于摇滚明星式的声望，这位擅长肖邦(Chopin)和李斯特(Liszt)作品的钢琴家颇不以为然，“这只是我的工作。”李云迪说。

　　美国环球唱片公司(Universal Music)古典音乐及爵士乐总监Dave Tam认为，李云迪的成功给整整一代中国人树立了楷模，至少他也给钢琴教育事业留下了很多启迪。他说，每个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成为又一个李云迪。

　　归来

　　李云迪应当感谢6岁时父亲李川东挪西借4000块钱买回的那架旧钢琴—它的价值相当于李川当时月工资的40倍。“感觉就像买一套房子那么困难。”李川回忆说。正是这架钢琴改变了李云迪的一生。18岁时，李云迪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一鸣惊人，在漫长的四轮比赛中，他击败其他93位选手问鼎冠军。

　　这项每5年才举办一次的顶级赛事成为“肖邦之子”李云迪钢琴事业的起点。2001年，专门从事古典音乐推广的德国唱片公司DG(Deutsche Grammophon)与李云迪签订了独家录音合同。这项合同维持了七年，2008年告吹之时，李云迪正忙于拍摄音乐电影《新浪漫主义》，这遂成最后绝唱。

　　关于分手，官方解释称此举属于合约正常到期。而坊间的版本则戏剧化得多。《谁杀了古典音乐》一书作者、英国乐评人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在专栏中爆料称“李云迪被所在唱片公司DG解约”。这引发了坊间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李云迪“过于贪玩”，迟迟没有新曲目而引发DG不满；而流传最广的版本则是源于当时同在DG的郎朗撂下的一句狠话：“有他没我”。莱布雷希特更倾向于后者。“李云迪在DG处于很无望的位置，得不到管理层的支持—他们在意的只有郎朗。”莱布雷希特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并非空穴来风。在签下李云迪一年多之后，DG就签下郎朗，此举并非常态，被业内人士视作“全然不顾战略平衡问题”。DG为郎朗灌制的第一张唱片是柴科夫斯基和门德尔松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指挥家是古典乐坛教主丹尼尔·巴伦博伊姆( Daniel Barenboim)。巴伦博伊姆不仅仅给他上钢琴课，还给予他钢琴之外与音乐相关的所有东西。受其引荐，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洛林·马泽尔(Lolin Mazel)、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s)等当今乐坛炙手可热的大师们无不给予郎朗授业解惑。在DG的帮助下，作为“上帝的宠儿”，郎朗得到了一切。他以惊人速度蹿红，成为光芒耀眼的巨星。

　　2005年，DG为郎朗灌制的《回忆》专辑曲目已扩张至李云迪的专属领地，不仅包含有李云迪在第一张唱片里弹的肖邦第三奏鸣曲，甚至还有后者刚刚发行的莫扎特奏鸣曲作品KV330。“DG公司在自己的内部挑起了华人之间的擂台赛，此举当非偶然。”知情者说。

　　李云迪在DG事件前后沉寂了两年，如同置身于一个头绪混乱的迷宫游戏。当郎朗出现在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滚烫发亮的镁光灯下时，他却消失不见了。

　　这种反差加速了公众对李云迪的遗忘。直到李云迪为2010年肖邦诞辰200周年巡演回归以及发行两张白金唱片，并在金砖四国首脑论坛为各国政要表演，乐迷们这才重新发现新大陆。“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有在世界各地演出。”李云迪并不赞同“回归”这个说法。

　　李云迪未能赢得DG的商业合同，但却赢得了乐评界。与郎朗那种取悦大众但却极为平庸粗糙、毫无艺术感可言的风格不同，李云迪沉静内敛的演奏风格一直都维系在一块净土之上，被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更胜一筹。目光敏锐的纽约乐评家哈里斯·古德史密斯(Harris Goldsmith)对李云迪赞不绝口，称他的演奏表现出“贵族式的高雅”和“精湛的艺术造诣”，堪称“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浮现的最伟大钢琴天才”。

　　当郎朗因每年参加超过140场音乐会和独奏会而蒸蒸日上时，出名更早的李云迪选择的却是一条更低调的道路，多数时间他只是跟着老师阿里·瓦迪(Arie Vardi)学琴，在汉诺威过着简单朴素的学生生活。他每年的演出仅60场左右，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领悟人生和积淀情感。“他这十年的经历赋予了作品更多的东西。”著名古典乐评人陈立对《环球企业家》说，“他有自己非常深的想法，并且一步步沉稳地在走他自己的路。”

　　离开DG之后，李云迪和百代唱片(EMI)以及英国AH(Askona Holt)经纪公司分别签约。前者是国内最早进行商业运作的唱片公司，它将负责李云迪的唱片录制及国内演出；后者则是欧洲最大的艺人经纪公司，负责其海外演出。AH董事长马丁·坎贝尔·怀特(Martin Campbell White)对李云迪青睐有加，亲自担任其海外经纪人，2010年的肖邦年巡回演出亦出自其手。

　　古典音乐界早已发生微妙的改变。首当其冲的是艺术已不是唱片公司最重要的考量。全球唱片业正以惊人速度衰落。10年前全球有6大古典唱片品牌，每家每年生产720款新片；现在只剩下2家，每年加起来仅出40款唱片。叱咤风云的乐坛巨头们正经历着最坏的时代，由于数字音乐兴起和新媒体下载，很多老艺人的专辑根本卖不动。“以前老唱片可以卖五年十年，邓丽君的可以卖二十年，现在上百首地上传到iPod。”百代唱片公司古典音乐负责人李文伟(Desmond Lee)对《环球企业家》说。单纯发片已经无利可图，迫使唱片公司转型商演及代言。“经纪人同时接受不同机构演出邀约的事情，比航空公司接受订位的频率还高。”莱布雷希特评价说。

　　电视则是另一个剧场杀手。“虽然到剧场和在电视上看，那是完全两回事，可是大部分人宁可在家待着看电视，也不去剧院。”陈立说。国内虚高的演出价格也冲击着观众根基。在香港最贵400港元就可以坐到钢琴音乐会的第一排，但在内地，这个价格则超过2000元。“听音乐的不一定很有钱，一个月赚几千，拿这么多比例的钱去听，他会有考量。真正爱音乐的人通常只能在家听CD。”李文伟说。

　　关键先生

　　李云迪险些成为牺牲品。幸运的是他遇到了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李文伟。李文伟面容清瘦，香港人，待人接物礼数周全。2001年李云迪一度曾签约宝丽金唱片，李文伟担任其负责人，日后郎朗亦进入该公司。2002年前后，李文伟曾同时与两人合作。当问及他对两人的评价时，李文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我只能说风格完全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在于李云迪演奏曲目更为专一，多数时候只演奏肖邦和李斯特，酷爱说不；郎朗演奏的曲目更多，亦更随意。“我当年做郎朗，公司说你要录这个东西，郎朗会说好啊。”李文伟回忆说，李云迪则不，他更相信“钻研一个东西，不可能两三年就行。”

　　一个证明则是李云迪过去录制肖邦曲目多为零星片段，而非全曲。李云迪的解释是“不花时间去钻研这个乐章，怎么能把它了解清楚？”在李文伟眼中，李云迪属于“有人可能一生就在一个方面去钻研”的那类人—“这是音乐家的个人决定，不能代表好或不好。”

　　初识的李云迪还是一个略带腼腆的大男孩。他喜欢戴棒球帽，着宽松的运动衫，身形愈发消瘦，话不多。古典音乐为李云迪打上深深的烙印—情感细腻，敏感丰富，却深沉内敛。“他有时侯可能会不跟你说话，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你。”李文伟说。

　　这种性格看似很怪，但却是古典音乐家所必须的。“钢琴家在演绎音乐当中，要从钢琴中释放感情，比声音更难。88个琴键怎么柔一点、硬一点放出感情。声音比较容易表达情感。但钢琴是打击乐器，很难，所以古典音乐人要更加集中精力。”李说。谈及再度携手，李文伟充满信心：“我曾经跟他合作多年，知道怎么去宣传云迪，知道他该参与什么。”

　　李文伟所言不虚，以往曾有过全胜的纪录。在获得肖邦钢琴大赛冠军后，18岁的李云迪在香港迎来他的第一场演奏会，李文伟曾是操刀者。初出茅庐的李云迪在港声名未显，李文伟另辟蹊径将两场预热演出安排在音乐厅之外。一个在香港商业中心九龙塘又一城，在商场最中心的地方，李云迪弹奏着一架价值八百万的水晶钢琴，周围簇拥着带孩子的家长。另一个则是香港金钟太古广场，李云迪一人独面上千名观众演奏，最终一炮而红。此后不仅演出门票被一抢而空，专辑发行也独步江湖，仅香港一地就卖出了5万张唱片，至今无人能敌。

　　之后，在李伟文的游说下，李云迪曾出现在第15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礼上，并与周杰伦四手联弹《土耳其进行曲》—周负责右手，李则负责左手。演出中，李一反常态并没有穿一贯的黑色礼服，取而代之的是深咖啡色皮外套，这副行头亦由李文伟亲自所选。

　　“流行音乐的听众是年轻人，李云迪也是年轻人，他可以让听周杰伦的人也去听古典乐。”李文伟解释说。此后，李文伟如法炮制曾安排郎朗和李克勤合作，将李斯特的钢琴曲《钟》改编为流行歌曲，郎朗则负责钢琴伴奏。这种广受赞誉的混搭装扮曾遭到乐界人士的诟病，后者将其视为对古典音乐的玷污。李文伟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古典音乐首当其冲的是尚待普及，如果继续曲高和寡，难免被弃。“现在的古典音乐，在几十年一百年以前也是当代音乐。”李文伟说，

　　李文伟为李云迪开出的药方是Easy Listening(轻音乐)。李认为在当代中国，古典音乐的教育功能被过分放大，几乎丧失掉原有的娱乐功能，而这恰恰需要唱片公司来提供。李云迪加入百代后发行的肖邦夜曲全辑便是其中代表，在李文伟的操刀下，李云迪从曲目选择到技巧演绎既古典又浪漫轻松。而另一张唱片，录自去年北京独奏会的“Live in Beijing”，除五首肖邦夜曲外，甚至有四首玛祖卡，一种3/4拍类似于华尔兹的波兰民间舞曲，通常活泼而热烈。在国家大剧院音乐会上，李云迪还弹奏起人们耳熟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彩云追月》。这些曲目都是DG时代李云迪所极少尝试的。

　　矛盾体

　　李文伟的另一个身份是金牌大风文化传播公司副总裁。2008年，华语音乐教父郑东汉(即香港艺人郑中基的父亲)收购百代大中华区业务，更名为金牌大风。金牌大风录制发行唱片，兼营艺人经纪以及电影电视剧制作业务。这种大而全的模式是乐坛近五到十年的新趋势，归根到底是因为唱片业的衰败，艺人经纪则更挣钱。这种唱片和经纪相结合的模式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便于艺人的商业活动和音乐演出协同。“经纪这边接厂商广告，艺人那边可以录一首歌放到唱片里。”李文伟说。

　　2010年，嗅觉灵敏的李文伟在酒会上偶遇杰尼亚(Ermenegildo Zegna)高层得知其即将在2011年迎来中国20周年庆。无独有偶，李云迪的工作清单就有中国乐曲改编专辑《Red piano》(红色钢琴)。李文伟灵光一现，随即联系杰尼亚全球总裁吉尔多·杰尼亚(Gildo Zegna)，双方一拍即合。李云迪成为杰尼亚中国品牌大使，在音乐会上他将穿着杰尼亚订制礼服，巡演未来亦可能由杰尼亚冠名，杰尼亚的各种秀场，李也将出 现。

　　对于这类商业合作，李云迪一开始多不接受，李文伟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说服。“我告诉他这个品牌的做工很精致，对剪裁的要求非常高，这跟他追求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李文伟说。

　　李云迪此时已非当年一无所知的男孩，他爱惜羽毛，谨慎而节制。在一本书中，他谈到这种变化—“刚开始我乐意配合，但后来我觉得，能推动古典音乐的只有古典音乐，不是充满噱头的宣传炒作。应该让音乐开口，其他都闭嘴。”事实上，从DG的第三张专辑开始，李云迪就低调潜行，尽量避免参加各类宣传，这也许最终加深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在接受《环球企业家》记者采访时，李云迪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他不再说“避免”，而视乎精力。“我也有一些想法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就停止宣传。”李云迪说。同时，他纠正称AH为“音乐会代理公司”而非“经纪公司”，只在有音乐会时进行合作，是“平等而非雇佣关系”。

　　“我的音乐事业是自己发展和掌控的，我的音乐梦想不是别人的，是李云迪本人的音乐梦想。”李云迪说。无论录制唱片的曲目，还是音乐会曲目，李都全盘操控。虽然公司会根据市场反馈为他提供一些建议，但最终还是以李云迪的意见为主。 这与莱布雷希特的观点不谋而合—“古典音乐人在这个时代拥有比以往更大的权力。”但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中，莱布雷希特遗憾地称，“可惜大部分音乐人还不知道如何运用它。”

　　在这一点上，善于博取眼球的郎朗显然更游刃有余。郎朗成名较李云迪晚得多，在国内直到2006年方才声名鹊起。郎朗在国内的名声开启于一场名为《成长的旋律》的钢琴独奏会，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此前从未有人在该地举办过类似的演出。演出时舞台上颇为怪异地竖立了两块巨大的电视屏幕，一块负责转播郎朗手指在键盘上的弹奏，一块用来展示郎朗演奏时的表情。屏幕下方是空旷的会场、钢琴、郎朗以及6000多名观众。这场演出如此成功以至于郎朗不得不加演6首曲子谢幕。

　　比起李云迪的中规中矩，郎朗更善于借助名人炒作。例如郎朗曾提及朋友借给他一台霍洛维茨经常弹的斯坦威CD 75钢琴，又故弄玄虚地说：“我不经常弹它，因为我常常在旅行。”他会将睡眠不足归咎于昨晚与瓦列里·杰基耶夫(Valery Gergiev)合作演奏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极其庄重地作了强调，连说两遍：“我有四十场协奏曲的曲目，四— 十。”

　　批评者反感郎朗的自我吹嘘以及过分夸张的演奏方式。与其合作过的指挥家曾公开表示他的音乐素养浅薄；《纽约时报》则批评他“常常不连贯，随意任性，轻率粗糙。”郎朗均乐见于此—暴风骤雨的批评最终都更加助长了他如日中天的声誉。

　　郎朗的举动并非简单作秀，每一个看似兴之所至的动作背后，其实都有着极其严谨的策划和决策过程—郎朗、他的父亲郎国任以及经纪人李宁构成了其幕后的营销铁三角。郎朗父亲郎国任颇具眼光且行事果断，“有一些比较棘手的事情，他出面一般就能搞定”。媒体出身的李宁则把控着郎朗既尊重大众市场又保持艺术家风格的演出风格。郎朗则是两人的老板，他富有决断力，每项计划都要其首肯，否则就是废纸。

　　“要保持你的风格，也要兼顾观众接受能力，从美学上讲，这叫基数美学。要是不顾及观众的接受能力、方式和特点，简单地保持风格，最后观众就会越来越少。”李宁对《环球企业家》说。为了服务郎朗，他雇佣了超过十名工作人员。当问及这个神秘团队的名称时，李宁讳莫如深—不过你可以从郎朗个人网页上一窥究竟，上面印着“美国李宁视听工作室北京办公 室”。

　　李云迪却无此幸运，他一直没有如此专业的品牌运营团队。其幕后团队组建于李与DG解约后，名为云迪音乐工作室，实则人数只有五六名。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后台，记者见到了该团队大部分成员，这些人均面孔年轻。李云迪的助理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影视艺术专业硕士，一名法学在读研究生兼职负责宣传，他们大约都在2009和2010年进入公司，招聘者则是李云迪的父亲李川。“李爸爸是我们的团长。”一名成员解释说。

　　与郎朗父子狂飙猛进式大胆作风相比，李氏父子则有着另一种默契：谨慎、周全、不出错。李云迪甚至还签下了一家名为嘉会传播的公关公司，这家并不知名的公司负责其对外形象传播，包括各种公开露面、媒体报道以及个人形象包装。“我们希望李云迪呈现的形象是高雅、活力与时尚，专注自己的专业，不过分商业化和世俗化。”嘉会传播机构客户助理毛略对《环球企业家》说。每个月，毛略的项目团队会制定详细传播计划，列明各种宣传重点和媒体活动，这些计划最后均需李云迪或李川的批准。截至目前，这个幕后团队的作用极其有限。李云迪现在最重要的两个商业代言劳力士(Rolex)与杰尼亚，均由其经纪公司一手促成。

　　向何处去

　　最大的疑问在于李云迪究竟要因何改变，最终走向何处？李本人或许会对此心生恐惧—一个旷世而出的钢琴天才多年来行事谨慎，在金钱与盛名狙击之下是否会堕落成一具徒具商业符号的音乐木偶？

　　一些旁观者的话刺耳却中肯。“捧杀比棒杀还要狠。我很怕他被捧坏了。纵观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历史上那么多第一名，为什么大多数后来都销声匿迹了？”著名古典乐评人陈立说。在陈看来，频次过多的商业演出会缩短艺术家的巅峰期，李未来将可能成为受害者。在刚刚过去的“肖邦年”，李云迪在全球20多个国家有超过90场演出。在日本，李几乎是隔天一演。

　　这并非李云迪本人意愿，多年来他一直自我克制且严厉。过去几年，他每年演奏场次多在六十场左右(这是业界认为最合适的节奏)，有时甚至只有40场。较少的演出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练习以及情绪积淀。

　　而对一年至少有120场演出的郎朗来说，困难则大得多—“一上飞机，郎朗就戴上耳机开始弹琴，用手指在腿上弹，弹那些大师的曲目，我们可能睡觉或看书，他却要抓紧弹琴。”李宁说

　　对钢琴家来说，这绝不容偷懒。古典乐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乐谱只是半成品，它无法自我呈现，恰恰需要每位艺术家对它的不同理解。“每个钢琴家每天要有练习，练习中要放自己的感情。”李文伟说，“你不可能像一个机器似的，那你会没感觉，音乐是通过情感带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受，音乐家自己不感动，观众怎么会感动。”

　　李云迪和郎朗们显然均需“永葆感动”。一方面，长久以来中国缺乏培养钢琴大师的文化土壤，但却用机械流水线式教育催生了一批技巧纯熟的钢琴木偶，这些木偶们需要融入西方才能精神救赎。而另一方面，西方乐坛也需要中国市场，唱片公司乐于培养与赞扬，却极少鞭策与批评，最终造成了钢琴家的名过其实，无所作为。“有些艺术家根本没到那个水平，但对于想要从中国挣钱的西方人而言，抛弃不如利用。但这些艺术家自己却意识不到。”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拔苗助长式的危险关系在圈内俯首皆是。

　　“这个圈子已经太过浮躁，每个人都太想出名。”陈立说，“如果你签的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经纪公司，很多时候你想有一个演出场地都比较难。”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将不得不在利益的滚滚洪流中进退两难。一切如莱布雷希特所言：“没有任何一个音乐家单靠才能就可以有所成就。”这些出身贫寒的艺术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艰辛付出将耗尽全家人的心力，索求回报在所难免；唱片业的不景气使得每一个环节亟待被赡养，从唱片公司、出版商到经纪人、赞助商、音响师等等不一而足，甚至还包括热讽冷嘲的乐评人。

　　在演出开始一个半小时前，急需休息的李云迪出现在工作间，身着便装接受了欧洲新闻电视台musica栏目采访，该栏目由劳力士赞助。李云迪倚靠在钢琴旁，身后是标志性的黑白特写海报。即将推出的《红色钢琴》专辑中以往晦涩难懂的大师作品均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黄河》等人们耳熟能详的通俗作品，圈内人戏称之为“后来居上的郎朗的老几样之一”。谈及这种巨大的反差，李云迪并没有丝毫的伤感，他坚称这是两年前就有的愿望。他也预料到，事后肯定会有人批评他对古典主义的背叛以及对流行口味的谄媚，苦乐哀愁等个中滋味只有李云迪本人知道。

　　对于骑虎难下的他来说，横亘于前的已不再是一架钢琴，而是一个纠结难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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