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水平上的技术创新是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自己的产品，将技术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高级水平上的技术创新是要有自己的主导设备、主导系统。单纯的引进、模仿可能使我们丧失产品创新，面临技术变轨的风险。

　　文/路风

　　如何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这是一个大课题。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逻辑开始说起：研发分初级水平和高级水平，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的是哪方面？对企业而言，也需要明确：技术创新从哪里入手？

　　初级水平上的技术创新

　　初级水平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最简单，也是最基础的部分，也有人说，这是最“小儿科”的部分。初级水平的研发和创新可以从现有产品的工艺开发开始起步。

　　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国目前在工业上、科技上，与全球领先国家相比，还是一个后进的国家。从本源上说，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都来自于国外。所以，我国搞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从学习国外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工业领域从一开始到现在，整个的学习过程都是创新，更是创新的重点。

　　过去几十年，从整个国家的决策层的视角，从来没有轻视过科技。例如八十年代建设高能粒子加速器，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决策，体现了国家对于科技、对于创新的重视。

　　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悖论，那就是在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上走向了一种普遍忽视产品开发、忽视自主研发力量的建设，转而满足与依靠引进技术。这里所说的“引进技术”包括生产线、设备、产品设计，我国的工业产品是在大规模、全方位引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我国大多数企业，都是走上了这么一条路。所以，我国的技术创新出现了一点割裂，那就是我们从引进中的创新起家，国家也非常重视科技，但是很多工业企业放弃了产品的创新。稍微好一些的，是通过反求工程模式和工程模仿，解剖人家的产品，在模仿的基础上，有一定的自己开发的比例，形成自己的产品。

　　所谓创新能力不足现象，出问题最基本的环节就是中国工业企业普遍缺乏产品开发，缺乏真正的自有产品。有人说，一些大学汽车系的学生，毕业以后90%都不是做汽车的。这话有些骇人听闻，但是基本的定性描述并没有错。深究起来，不是这些大学生不想干技术，关键是中国汽车企业不做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产品研发。企业不做产品、不做技术、不做研发，自然对大学生没有需求。这种状态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作为龙头的整车企业对上游技术没有需求，整个国家的创新系统的链条就会断裂。由此看来，要想培育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个最基本的功课就是从产品和工艺开发开始，这将会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也是每个企业得以存在的基础。听上去很粗浅，很可笑，但是想一想，在整个中国，这么多年、这么大比例的企业居然没有真正“自己的产品”，确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技术创新中推动和约束技术创新的力量，一种是带来商业机会的市场需求，另一个是带来技术机会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技术，一方面是市场。这两种力量才能决定是否能成功，平衡地借助这两种力量是让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更进一步说，技术创新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产品本身就是把市场和技术两个关键要素、两种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凝聚在一起的关键载体。所以，产品创新本身是创新的关键环节，产品层面的创新、工艺层面的创新，也是基础性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的过程。

　　技术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为我国企业的创新明确了一个方向：从最基础的工艺创新开始、从最基本的产品创新开始。这样才使得我们的创新发展有了可能性。

　　对一个传统的、现有的产品，只要根据中国的市场需求重新定义，重新明确概念，或者突出其性能特性，能够提供给市场和客户新的价值，这就是创新。拿载重卡车来说，相当多的运输企业都会超载。中国载重汽车生产的汽车，能够完全满足超载后安全驾驶的需要。从技术上讲，这种产品就是创新，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结合中国的市场需求，创新无处不在，只要认真去做，去满足客户的需求。

　　对于我国企业而言，提升创新能力最难的可能还是技术问题。创新能力包括一些所谓的综合技术，技术能力只能是积累起来的。所以，技术能力简单讲就是能推动管理技术变化的能力。理论上说的科学知识和研究仅仅是技术能力的一小部分。由于工艺产品的复杂性，在产品的开发过程中，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的特点很难用操作规程说清楚的。所以对创新来说，实验纠错和操作经验从来都是技术改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从比例上来说，这部分占更大的部分，而不是院校的那种实验室研究。即使是研究密集型的企业或产品，也必须有设计建造、样机测试、中试等环节，还是少不了这些生产环节的技术的支持。

　　这说明，技术能力大部分是经验，可以通过经验的积累来获得和改进。它是买不来的，必须是企业自己在产品开发、产品工艺开发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它不会因为跨国公司在这里设研究中心，这个地方就有技术能力了，也不因为购买了别人的生产线，就拥有了技术能力。技术能力一定是靠自己积累的，不管水平高低，只要坚持这么走，一定会成功的。

　　技术能力也好，知识产权也好，是组织能力的一种体现，地理位置的因素并不重要。不是说把研究中心设在中国了，这部分能力跟中国就有什么关系，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很多企业在生产线引进的时候，会郑重向对方承诺，“我保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又期待人家的知识溢出，岂不是自相矛盾？！

　　我们很多技术转移没有效果。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国际领先企业来了就是效果。这是不对的，甚至是大错。有没有效果并不取决于别人的技术有多先进，而是取决于接受方是不是具备一定的能力基础，是否愿意为发展这个能力而持续努力。接受方的能力越强，技术转移的效果就越好，因为接受方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如果接受方不学习、不实践、不应用，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是没有用的。

　　高级水平上的技术创新

　　中石油、大唐电信的技术创新都是属于高级水平意义上的技术创新。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尽管整体上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弱，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发展，在若干领域已经出现了前沿创新，是世界范围、全球意义上的前沿。可以说，我们很多技术是世界领先的，或者说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对于这样的创新，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在思维上、机制上、体制上还存在一种矛盾，就是不但不支持这样的创新，可能还会阻碍创新。

　　为了理解什么是前沿创新，我们需要分析一下追赶模式，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国情。后进国家的技术发展只能从获取和吸收先进国家的现有技术开始，这是事实，也是不可违背的一个规律，全球任何一个后进国家都是这样发展的。如果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上来就全球领先，那是不可能的。后进是事实，是历史造成的，无可厚非。但关键是在这种条件下，后进国家容易产生思维惯性：“我们只要把前面的人跟好就行了。”这是后进国家最大的风险。

　　追赶思维有几个特点，第一，追赶者的问题是什么？就是缩小与领先者的差异。所以追赶思维就是以缩小与先进者的技术差异为目标的。别人搞500吨，我们搞300吨，相比较原来的一无所有而言，我们已经大大进了一步了。但是，风险也在这里，当缩小了与领先者的差距，当这种差距以技术性能为衡量指标时，追赶者往往看不到，自己其实是沿着领先者的技术轨道在前进，所以很容易陷入一个“追赶者陷阱”。日本当年开发第五代计算机，通产省组织日本各个大公司，政府也出钱，以IBM为目标，以大型机为目标。当时，美国人给吓得够呛，觉得这下坏了，日本人要突飞猛进，赶上来了。但是后来的故事证明，这个事是错误的，日本人也什么也没干成。为什么没干成？因为后来的市场趋势不是大型机，转向PC去了，整个的路径和方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

　　还有一个例子是日本当年做芯片开发。通产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计划，几家大的公司，包括富士通等，联合起来进行开发。当时主要的竞争领域就是存储芯片。当时美国产品的利润率是40%。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惠普、英特尔都退出了。当时有人说，美国没有做存储芯片的能力，出现了断裂的行业缺口。后来人们才发现，芯片的主导产品不再是存储芯片，而是CPU。英特尔是在这儿退出了，但是它迅速转型主攻CPU，日本人的跟进策略依然效果不好。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后进者的目标是以领先者现有的技术为目标，然后追赶，这是典型地沿着人家的既定轨道前进。但是，没想到的是，等你快追上的时候，领先者的轨道变了。又跑到另外一个领域上去了。在创新领域叫做“范式发生变化”，轨道变了，你又跑错了，最终又被甩开了。我们以往的高度依赖引进技术的问题就在这里。站在后进者的角度，要评估这项技术为什么先进？这些参数为什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而不是那个作为我们跟进的方向？这些都要做战略性、方向性的判断。

　　从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这些都不是前沿创新。前沿创新的一个标识是，我们在所创新的领域内有主导设计、主导系统。任何一个新的范式出来的时候，技术发生变化的时候，会出来若干个竞争的技术路线和设计体系，换句话说，是若干个不同的轨道。经过一段时间竞争之后，会出现主导设计和主导厂商，被市场广泛接受。进而产生的直接效果就是其他轨道会被排斥，逐步淡出主流，甚至消亡。从这个视角来分析，我国过去引进技术都是在主导设计形成以后，跟进已经明确的主导轨道，短期看问题不大，但是再往前走，有可能面临技术变轨的风险。

　　作为前沿者，技术不断发生的变化是无法估计的，有条件的企业必须及早参与。刚才提到，中国出现了前沿创新，就是说主导设计之前，已经有企业有这个创新能力，在主导设计之前参与了技术创新的过程，引导了技术发展的方向，或者是参与了技术变化的范式。比如说大唐电信的CDMA，就是3G现在没有形成绝对的主导。可以这么说，目前还处于群雄割据的竞争阶段。而且，下一步技术发展的方向上，会不会就是3G？是不是直接开始到4G？还是需要一个很激烈竞争的阶段才能决定？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是大唐代表中国为TD WCDMA做推荐标准，在没有成熟技术的时候大唐就开始做了，这就是前沿创新。这不像第二代通信技术GSM的时候，人家做成了我们买进来，只能被动跟随。

　　领先的前沿创新者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领先者与跟随着的产品之间差距有多大，前沿创新者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推广成主导技术。前沿创新者的思维方式与跟随者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它关注的是变化，是不确定性，而不是在既定路线上的小幅度优化。

　　从国家政策引导的角度来看，我国很多科技管理政策是按照跟随者的思维方式来设立的，有一大群专家、一大套评价体系来管理立项。我们都知道，要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必须得把项目立项做起来，立项必须取得专家的支持。立项的依据是什么？专家评估的依据是什么？是看外国同行在做什么、人家做到哪个地步了。专家之所以支持你，是因为专家知道美国做到什么程度了他才会支持你。你真的走到前头了，专家反倒不会评价了，因为没有参照系。中石油的技术创新例子也是这样。当你真的到最前沿的技术的时候找谁来评？没法评了。政府决策也要依赖专家的意见，专家是真正能够理解这个行业的人，但是真正的前沿创新，往往超出现有的专家的信息和思维方式之外，这是从根本上引起行业管理、政策方向、思维方式冲突的地方。

　　这个冲突有可能演变成我们所有的决策都是在支持跟随式的创新，很大程度上也就扼杀了那些真正的前沿创新，这是很大的风险。现行政策体系、科技管理体系的思维方式，一定程度上就是基于追赶者模式。中国企业要摆脱总是跟在领先者后面的被动局面，就需要改变这套体系。

　　我个人非常不赞同我国产业发展在过去30多年形成的三段式的政策思维，即“第一步引进国用先进技术，第二步实现国产化，第三步能够自己做。”从实际效果来看，几乎所有执行这个政策的行业都落后了，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从第二步走到第三步。这是一个普遍问题，不仅仅是企业努力与否的问题。原因在哪儿？根子就在局限的思维方式上。

　　这个模式的特点是，把外国技术看成是唯一的技术来源，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引进来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缺乏对企业自己开发和创新的引导，企业自己能不能做也不受重视。长此以往，企业就忽略了自己开发技术的重要性。

　　当然，真正的创新和技术进步，不是靠简单的二分法：哪些是原创的、哪些似乎是消化的。任何时候，创新都需要借助外力，借助前人的知识、经验的积累，至少要去补点文献、去受点启发，没有自己呆在黑屋子里就能做出东西来的，所有的创新都需要外围的支持。但是，我们讲创新能力，关键在于自己要做，真正做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问题看看别人怎么做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自己不做，就连提问题的兴趣都没有了。所以，问题转变成为：怎么在实践中学习？是否借助外力并不是关键。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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