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相乐

　　 历史的长河里不乏风云变幻。

　　 有这样一个10年，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几次罕见的大变动，它在短时间内让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它使我们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征程。这个10年，就是1911—1921年。

　　 电影《建党伟业》讲述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1911年，这个10年的第一年，武昌城里响起枪响，枪声很快蔓延到数十个省份，一个尽显疲倦的封建帝国飘摇在战火轰鸣中。辛亥革命打响。

　　 一年后，紫禁城养心殿里举行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即将走完一生的隆裕太后领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颁布诏书，宣布退位。清王朝268年的统治结束。

　　 7年后的1919年春天，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已经炸开了锅，数千名学生走上大街示威游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从这里拉开了大幕。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这个10年的最后一年，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游船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会议，参会的人员仅有数人，但它却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诞生。

　　 近百年之后，它们都已经写进了中国的历史，成为一段不会被淹没的记忆。而成就这段历史的，便是那些风云人物。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并未全部像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一样成为这段历史的“主角”，但是，他们的身上同样不乏传奇，正如电影《建党伟业》所呈现的那样：他们都曾经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甚至更是创造者。

　　黄兴：

　　被忽略的辛亥革命元勋

　　 在今天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的一处平坦地带，一座高10余米的四棱形墓塔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下，墓地周边立有多块碑文，上刻当时湖南、湖北、热河等各省省长督军撰写的铭文和挽诗。这块墓地的主人便是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黄兴。很久以来，包括这次《建党伟业》，关于他的故事极少涉猎，然而，如果说到辛亥革命，那么黄兴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人物。

　　武昌起义，迎来革命的光明

　　 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战斗中黄兴右手受伤，断去两指，他不得不前往香港养伤。起义失败。

　　 5个月后，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合会议，商量起义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同盟会电邀还在香港养病的黄兴，希望他能尽快到武汉主持大计。黄兴认为起义需推迟到10月初才可以，因为那时候各省消息才能打通，同时起义会有更大胜算。

　　 然而，10月9日的这天中午，共进会的头领孙武在汉口的一楼房中试验炸弹，然而，无意之中，他将药水滴在炸药中，顿时轰然一声。楼下的印度巡捕，满腹猜疑，便循声来到楼上察看情况。巡捕在这里发现了堆积的军装、信件、旗帜以及上百只枪支，湖广总督知道后，命令四处缉拿可疑人员。起义计划瞬间暴露。

　　 10日早晨，武昌城门关闭，禁止出入，并贴出告示：按名册捉拿，就地正法。这让起义不得不提前进行。当晚，武昌起义爆发了。

　　 对于这场起义，清军进行了严厉的镇压。革命军群龙无首，各自为战，军民死伤数万。湖北军政府电促黄兴前往湖北商议军事大计，并邀请孙中山启程回国。17日，黄兴离开香港取道北上，赶往武昌前线。而在他动身之前，已经到处拍发电报布置安排，筹集款项，并采购武器、炸药。

　　 抵达武昌后，他被任命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率民军在武汉前线与清军奋战近一个月，为各省光复腾出时间和空间。

　　 不久，各省代表呼吁黄兴出面组阁，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作家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提到，黄兴明确发表他的意图：“孙中山先生正在归国途中。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在时我做代表，他已启程我若还到南京就职，就将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初步胜利后领袖争权，导致惨败，我们要引以为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抵达上海，黄兴亲自前往吴淞口迎接。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任参谋本部总长。革命先锋的主角和配角，迎来革命的光明。

　　“孙黄”：

　　生死与共外的分道扬镳

　　 一般说来，孙中山是思想家和先行者，而黄兴则是实干家，所以，这两人属于典型的人格互补。也正是如此，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黄兴一直被人们以“孙黄”并称。但是，孙黄两人除了既有的生死与共情谊外，也曾有过分道扬镳的矛盾。

　　 早在1906年同盟会时期，在讨论国旗时，孙中山主张“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不美，而且与日本太阳旗相近，双方争执不下。黄兴的长孙黄伟民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两个人为了旗子的问题，到了摔茶壶的这种程度了。但是他最后还是服从了孙中山，因为孙中山毕竟是领袖，这是第一。第二，也觉得为了这样一个事情两个人要争到那种程度，没有这种必要。”

　　 辛亥革命后，1913年3月12日，宋教仁遭到暗杀，共同并肩作战8年的黄兴与孙中山遭到了原则与理念上的重大考验。

　　 孙中山认为，应该以武力反袁；黄兴则认为，没有像样的武装，武力反袁不现实，主张法律倒袁。在孙中山的一再坚持下，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发起了，不过革命迅速失败。孙黄两人的关系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成立中华革命党。黄兴并未加入，而是离开日本前往美国。在旧金山，他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曰：“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在与孙中山的相处中，他始终把自己摆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1916年，在袁世凯倒台后，黄兴从东京回到上海。在孙中山与黄兴冰释前嫌后的3个月，黄兴因病去世，那一年他才42岁。

　　 黄兴之死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孙中山亲自主持治丧活动。在追悼会上，章太炎送的挽联写道：“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第二年4月，按照国葬规格，黄兴葬于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下小月亮坪。

　　蔡元培：

　　点燃五四运动的引线

　　 1916年初秋，法国巴黎。在这座散发着浪漫与艺术气息的大都市里，正倾力组织勤工俭学会的蔡元培，突然接到中国外交部代拍、驻法使馆送达的专电。这封电报的出现，打破了蔡元培原本在欧洲已算平静的日子。

　　北大新任校长的“文化炸弹”

　　 电报是发自教育总长范源濂之手，内容是希望蔡元培能够赶紧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已近半百的蔡元培手拿昔日老友的电报，思虑再三，终于决定归国就职。在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一书中这样记载：12月22日，蔡元培在大风雪中迈着匆匆的步伐，伴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26日，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当时政治气候影响，此时的北大一度校政腐败，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气氛淡薄，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在蔡元培之前，北大已换过数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影响声名，但他还是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蔡元培进北大的第一天就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进北大的时候把帽子脱掉，向旁边的人鞠躬。校长的举动，马上便在学校传开了，这个校长与众不同，不像此前的一些“大老爷”。

　　 他还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因为蔡元培，这所日渐沉沦腐败的京师大学堂，逐渐成为一块“精神的圣地”。北大从此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

　　 同时，这个脱胎换骨的新式大学堂，不仅接纳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文化另类和“叛逆者”，还包容了黄侃、刘师培与脑后拖着辫子的清朝遗老辜鸿铭等传统文人与硕学鸿儒。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

　　 在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呐喊伴着声声怒吼，20世纪黑暗中国的一声惊雷——五四运动爆发了。

　　一个校长，一场运动，

　　一个时代的转折

　　 五四运动爆发前4年，1915年1月18日，天气格外的阴暗寒冷，日本驻华公使越来越违反正常的外交途径。在与袁世凯私人会晤时，他们提交了几页用印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写的文件，这便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对中国人自尊心的伤害，不亚于任何坚船利炮。

　　 1918年一战结束。第二年年初，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列强操纵下，不顾中国民众呼声，最终还是坚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彻底失败了。

　　 正如《建党伟业》中所表现的宏大场景一样，5月4日，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拉开了大幕。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北京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

　　 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愤然离京。蔡元培本人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学生们举行的这次运动竟然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笔。

　　 就在运动发生后不久，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造访中国，并在尚未平静的北大度过了他60岁的生日。当天，杜威聆听了蔡元培的演讲，让他感动万分。对蔡元培，对这位中国教育界赫赫有名的老友，杜威这样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哈佛等来比较，这些大学的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领导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伟业

　　 “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这是电影《建党伟业》中一句台词，几乎在电影还未上映之时，所有版本的宣传片花中都会有这一段。这是那个特殊年代中无数革命人的共同理想，而将这句话说出来便是陈独秀。那个与李大钊一起，俗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

　　陈独秀李大钊，酝酿建党

　　 有读者在读完胡适《口述自传》里一段关于陈独秀的文字后写道：在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着的带篷骡车，出了北京朝阳门直奔天津。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后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曾与李大钊同办《晨报》的高一涵提到一个细节，说陈李二人此次同去天津途中就“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便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两个月之后，响应陈独秀的建议，李大钊在北京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这些组织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起了关键的作用。

　　 不过，巧合的是，他们两人均未出席中共“一大”，但是，即便是如此他们在早期的中共历史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建党伟业：从上海到南湖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

　　 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

　　 包括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在内，他们到达上海后，以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租用博文女校为临时住所。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湖南、山东等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信后，陈独秀因正在筹备学校不能前去，便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

　　 7月23日晚8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董必武、张国焘等13人，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会议连续开了几天。7月30日，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意外。作家朱洪在他的《陈独秀风雨人生》中这样描述：上午正开着会，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陌生人推开门，眼睛乱扫，见到一屋人围桌而坐，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

　　 显然，会议已经被人盯上，这里已经不安全，必须马上转移。

　　 据说，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撤到哪里呢？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

　　 离开上海，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会议确定了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一大”胜利闭幕，包括陈独秀与李大钊在内，他们多年的“建党”愿望总算实现。

　　 （文章由作者综合历史记载、图书资料以及凤凰卫视电视节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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