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危机是财政、金融危机，同样是制度危机；当前的制度安排，刺激欧盟各国领导人首先考虑的只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非全局

　　【财新网】（特约作者 尼古拉斯·维纶）对金融危机的各种注解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0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一番言论，她表示，“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无异于一场政治与市场的较量。我们必须重塑‘政治居于市场之上’的观念。”虽然有点极端，但这一提法反映了当前欧洲普遍存在的观点。

　　市场的无序运作，比如希腊借贷成本连续攀升，正饱受着政治领袖们的抨击。他们将问题全部归咎于投机客，并称受到其可疑的同党——信用评级机构的忽悠。

　　有这种看法很正常，但是也形成了一定的误导。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一直以来，政治领袖和金融家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微妙：时而亲近，时而疏离，或者半分半合。

　　从弗莱尔·萨沃纳罗拉（Friar Savonarola）1494年掀起的“反银行家革命”，到1661年路易十四将时任法国财政大臣尼古拉·富凯投入巴士底狱，再到1833年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抽走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的联邦特许状，这就是西方历史发展的主调。

　　不过，反对投机者一说其实与本轮欧元危机关系不大。驱动债市投资者的，除了贪婪，更多的是恐惧。

　　现在的问题是，对欧元区周边国家主权债务感兴趣的投资者寥寥无几。造成买盘稀疏的原因，并不是投资者担心那些“不道德的”私营业主操纵市场，恰恰是对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心存疑虑。这并不是说金融界对利益冲突或者轻率冒险有了“免疫”，只是在当下的危机时期，那些还算不上主要矛盾。

　　不过，德国总理的一番妙语，倒是反映出如今的欧盟内部各个机构间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

　　欧盟一体化不仅创建了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决策机制——尽管该机制由于“民主赤字”这一结构性痼疾而步履蹒跚——它还将国家领导者们从日益繁重的决策杠杆上解脱出来。现在，大多数金融市场政策的出台，都需要欧盟立法通过，并且监督权也逐渐转移到近期创建的欧洲监管当局手中。

　　正如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所说，欧洲越来越多的政策脱离了欧盟的层面，还有很多政策又脱离了国家。种种“错配”，形成了如今动荡而且事故频发的局面。后果如何，从本轮欧元危机中很容易得出结论。

　　情况使然，德国突然成了整个欧盟的决策中心。对于债券投资者来说，德国财政的稳健性毋庸置疑。尽管德国金融集团“批发市场”的职能已经基本转移到了伦敦，但它仍然坐拥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德国银行体系本就生长在一个市场扭曲的环境下，与当地的政治结构相互依存。

　　也正因如此，大多数德国政客缺乏在金融领域处理危机的能力。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曾与金融部门展开对话，不过交流对象主要是银行家，而不是债券投资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那些银行家很少能给出中性的意见。

　　总的来说，德国国内的政策框架，及其居民的集体记忆，无助于他们应对当前欧元危机的挑战。

　　关注欧盟几轮谈判的人或许会认为，近期法国插手或能令危机有所缓解，因为法国财政部在金融方面的触觉长期以来都颇为灵敏，至少就主权债务问题而言，一向表现出色。

　　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是回忆起了法国在1992年到1993年那场欧洲货币危机中，被置于沉重的市场压力之下的表现，或者是在更早的巴黎俱乐部时期，法国主持富国集团讨论主权债务问题的场面。

　　但是，显然这些亡羊补牢的手段影响有限，根本不足以弥合欧盟内部因诸多问题而形成的裂痕。而且，由于各国政治立场不同，给出的解决方案各异，补救措辞对此也无能为力。

　　最近几周，关于希腊究竟应该实行债务结构重组、债务重新安排，还是发新债还旧债，再或者/同时引入私人部门参与救助，欧盟领导人意见分歧严重，令市场形成了剧烈波动，破坏力堪比评级下调可能带来影响。

　　要想令最终的决策更为理性，需要欧洲各国领导人能够从欧盟的层面出发，充分考虑到政策对每个利益相关体可能造成的影响。

　　遗憾的是，当前的制度安排，刺激他们首先考虑到的只是自己国家的利益，而非全局。只要这个前提不变，德国领导人很自然地会把债券投资者当成类似外国敌对势力，而不是看成一个需要以某种方式纳入决策过程的群体。

　　由此看来，欧元危机是财政、金融危机，同样是制度危机，这令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更为困难。■

　　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é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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