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蓝方

　　 周末，照例是参与教育公平活动的家长们征集签名的日子。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家长，在北京生活工作多年，却迟迟没有落户。孩子也因户口问题，读书升学困难重重。高考成了这些家庭迈不过去的一道坎——按照现有政策，孩子只能回户籍地参加高考。很多家庭面临分居，孩子要回到陌生的“故乡”，学不一样的教材，考不一样的试卷，竞争远比北京稀缺的录取名额。

　　 在他们看来，这种让家庭离散的制度是不正常的，必须改进。他们自发组织起来，网络更多的“北漂”家庭，联合签名，然后向教育部门递交自己的诉求。

　　 一位妈妈，带着11岁的儿子也来了。她说，想让孩子看看，妈妈和其他的叔叔阿姨们，都是怎样为了他在努力。

　　 我问，孩子能够理解你在做什么吗？这位妈妈摇摇头。

　　 我又问，如果今天又有人来盘问，怎么跟孩子解释？

　　 这位妈妈没说话，眼圈红了。就在这周签名活动的前一天，另一位颇为活跃的家长便被“有关部门”找上了门，要求他不得参加签名活动。

　　 另一位活跃的家长胡杨，也被“有关部门”找过多次。有一次是在她的商铺里：“你不要再干那些事情了！”

　　 胡杨想不通，家长们如此平和地表达诉求，会变成一件让有关部门拿不上台面去谈的事情。胡杨说，前不久，家长们准备邀请一些媒体和学者，就随迁子女高考的问题开一场研讨会。

　　 开会前夜，家长们的筹备工作做到很晚，其他人从安全考虑，便劝她不要回家过夜了。“我又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为什么不能回家？”尽管说起来理直气壮，胡杨心里还是隐约担心，走到家门口还警觉地左顾右盼。就在研讨会前两天，帮忙张罗的志愿者还被请“喝咖啡”。

　　 胡杨一边笑着说，一边声音有些哽咽。家长们和有关部门沟通过很多次。对方说，你们的诉求合法合理，但这是上面的要求，我们没有办法。

　　这群普通的家长，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认为现在的政策不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能和政府部门沟通，共同推动教育制度的改良。胡杨问，“为什么有关部门只堵不疏，不能把我们的声音向上传递，以更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