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华

　　若把近两年银行表外业务所制造的社会负债都计算在内，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已十分高

　　众所周知，中国银行业贷款在2009年大幅上升，2010年则降到了8.3万亿元，似乎2009年贷款猛增的势头受到了一定抑制。但是，最近央行出炉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除新增贷款，还包括资本市场融资和银行其他表外业务(包括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所提供的社会融资总量。其中银行的表外业务贷款从2009年的1.6万亿元急升到3.8万亿元，增长1倍多；同期企业债的发行量，在2009年和2010年时分别为1.3万亿元和1.2万亿元。

　　如果把本外币贷款、银行表外贷款和企业债三个融资渠道筹措的资金量加总，建构一个社会债务余额，那么全社会在2009年和2010年透过以债务融资方式筹集的资金为13.4万亿元。

　　基于央行只公布了从2002年开始，每年从不同渠道获得的融资总量而非年底的总债务，因此，若要计算各年底社会的债务总额，需要先设定一个起点——假定2001年底时社会总债务余额和银行贷款余额基本一致，然后在这基础上以每年的新增融资总量来测算各年底的债务余额。这个假设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在2002年以前，中国的债券市场和银行表外业务的规模都十分小，因此社会总债务应几乎等同于总贷款余额。

　　根据以上假定，2001年底时中国总债务和总贷款余额都为GDP的104%。经过这几年(特别是2008年底为刺激经济而推行了宽松金融政策之后)，到2011年3月底时，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47%，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则更高达166%。

　　这是一个显著的激升。201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下的巴塞尔委员会曾公布一份《逆经济周期资本缓冲建议书》。该建议书指出，若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在短时间内急速上升，会对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构成风险，因此建议各地金融机构在这个比例急升并远离它的长期趋势时，要增加银行资本金的比例来抵御风险。巴塞尔委员会还提议了一个相当具体的统计程式，用以计算一个国家债务与GDP的长期趋势，来跟实际数据来进行比较。如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在一段时期大幅高于它的长期趋势时(以10个百分点为基准)，那么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便存在相当高的风险。

　　如果以这个统计程式来分析中国银行贷款余额和GDP的比例，在2010年初与长期趋势的差距为7个百分点，是一个相当高但还不至于十分危险的水平。然而，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程式来分析中国的总债务(包括银行贷款，表外贷款和债务余额)与GDP关系，到2011年3月底时，总债务与GDP之比同长期趋势的偏离达到了19个百分点，且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表外贷款业务的激升。

　　这意味着，若把银行表外业务所制造的社会负债都计算在内，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已十分高。这种情况下，可作出两个推论：

　　第一，中国整体经济的高负债率(其中不少是地方政府贷款)，将对整体金融政策产生一定影响。目前的情况是，纵使通胀回落(这也是个待观察的问题)，央行和银监会在放松银根前也会因高负债率产生顾虑。如果在未来几年中，贷款速度能低于名义GDP增速的话，国家债务与GDP的比例将有所降低，但代价是金融政策将维持一个较为紧缩的方向。

　　第二，如何规范银行业的表外行为，将是未来几年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再度出现2010年这种表外业务激升的情况，那么无论再怎么严格地控制贷款规模，再怎么严厉地进行窗口指导，也不能全面消除金融业的风险因素。

　　作者为瑞信证券中国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