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市场的运作已经绕开传统学术权威和官方机构，描绘着民间鉴宝的灿烂星空

　　□ 朱大可 | 文

　　作为“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日前已经完成。“相关文物部门”进而宣称，“鉴宝”节目无权对出土文物进行估价和鉴定，出具的相关证明不具有效性。这一新闻由媒体发出后，在文博圈及收藏界引起轩然大波。这份报告，可以视为文物官方向民间鉴定家的一次宣战。

　　近年来，北京的文物鉴定权力布局，因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的问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该栏目是日本同类电视节目的山寨版，却在本土饱受文物爱好者喜爱，并捧红了一批民间收藏家。这些新兴人物，在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文物交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间富豪如浙商、陕西油商或山西煤商，一旦有收入高价文物的需求，便通过关系，邀请这些电视明星做出真伪及价值评估，而后才愿意加入交易。北京拍卖行和艺廊的老板们，率先领悟到这种“新的革命形势”，转而与“鉴宝帮”结盟。文物市场的运作，已经绕开传统学术权威和官方机构，而描绘着民间鉴宝的灿烂星空。

　　这一权力格局，对官方鉴定权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相关文物部门”以研究报告形式推出“保护报告”的内在原因。它以严厉的措辞，宣布“鉴宝”节目无权对出土文物进行估价和鉴定；同时建议对非法出售文物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还应对疑似出土文物的鉴定者、购买者和收藏者进行处罚，从源头上截断该产业链，并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举报奖励制度，如此等等。而这些动议一旦经过立法调研，可能会借助地方人大，形成新的地方文物保护法，由此为各地立法乃至全国性立法奠定基础。但正是从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深处，散发出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浓烈气味。

　　一个不容否认的基本事实在于，无论谁夺取法定鉴定权，都无法解决文物真伪这一核心问题。各派系所要共同面对的是四大难点：其一，政府没有提供文物鉴定的标准，而这是杜绝鉴定失准现象的主要依据；其二，日新月异的高仿技术导致文物鉴定难度日益增大，传统识别经验正在逐步失效；其三，行业道德瓦解和唯利是图的原则，是鉴定师胡乱出具证书的动机，而对这种行业违规行为缺乏必要的监管和惩罚机制；其四，国家没有颁发文物鉴定师的上岗职业证书，也没有建立必要的培训、考核、发证和年检制度，因而在文博系统及海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内部，形成了鉴定师人才的严重真空。在上述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之前，任何关于鉴定权的归属之争，都是舍本逐末、弃明求暗之举。在我看来，在转型中国这一特殊语境中，文物鉴定权的争端，应当以下列问题的解决为逻辑前提：

　　首先，国家文物局应当尽快出台文物鉴定的基本标准，同时建立鉴定师的培养体制，对考试合格的颁发分级上岗证书，并对其资质进行年检。凡违规或被投诉三次以上者，即可吊销其证书，并在有关网站上予以公示，严重者可视为犯罪而予以起诉。对现有的成名鉴定师，也应建立登记注册制度进行弹性管理。

　　其次，对经拍卖流通的高价文物，须建立电子标签和电子档案，以便对其来历和身份进行确认。同时，尽快推出强制性高仿识别制度，也即设立高仿工艺师注册制度，并在所有高仿品中加入国家颁发的高仿识别标志，任何拒绝投放该标志者，当视为蓄意的职务犯罪。由此，从根源上杜绝高仿品对文物的伪替和侵害，降低真伪文物的识别难度。

　　第三，对现存文物法进行全面修订，彻底废除原有的不合理条款。1982年版的国家文物法中漏洞百出，不乏荒谬成分，尽管经过1991年、2002年和2007年的多次修订，仍不能摆脱逻辑混乱的状况。例如，第一章总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跟第五章第五十条之允许民间自由买卖的条款，形成了显著的逻辑矛盾。此外，文物法也没有对鉴定权的归属做出任何限定，由此形成巨大的法规漏洞。尽管国家文物局曾以内部文件方式，规定县及县以上文物局才具备文物鉴定的资格，但这种脱离实际的脆弱纸片，又岂能阻挡汹涌澎湃的民间鉴定浪潮？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