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扶贫英雄” 今被斥“吸血恶魔”

　　格莱珉银行更像是建立于尤努斯个人能力与名誉基础上的独立王国。一旦尤努斯的地位陷于危境，整个体系就遭受质疑。如果我们抛开非理性的批评，尽管格莱珉银行不能创造人们期待的经济奇迹，但它在加强金融普惠性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

　　■ 《环球财经》记者 刘美

　　当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和他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又译为“乡村银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全球掀起小额信贷(Microcredit)热潮时，或许没有人会想到，短短5年后，尤努斯和格莱珉这两个名字会以这种方式再度成为焦点——5月12日晚尤努斯请辞格莱珉银行董事总经理一职，结束了与孟加拉央行持续两个月的法律抗争。今年3月孟加拉央行宣布解除尤努斯在格莱珉银行的职务，理由是“超过退休年龄”。71岁的尤努斯的确已超过60岁的该国法定退休年龄，但跟现任孟加拉财政部长、77岁的穆希斯相比，尤努斯显然没有老到必须退休的程度。

　　孟加拉央行的“外交辞令”掩盖着尽人皆知的缘由，去年年底爆发的针对格莱珉银行的尖锐批评浪潮，加上孟加拉国内的政坛争斗，才是尤努斯去职的真正原因。2007年，尤努斯曾成立自己的政党，意图参加大选，并将批评矛头指向当时因贪污嫌疑入狱的人民党主席哈西娜。因此有媒体质疑，重返政坛并当选总理的哈西娜对尤努斯心怀不满，此次正是借批评格莱珉的热潮“公报私仇”。

　　其实在政治因素之外，针对尤努斯的批评浪潮更加令人震惊。在此之前，经济学界对小额金融服务的使命和作用颇有争议，但大多限于学术层面。这半年来针对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的批评则上升到了社会道德层面，更有人断言以格莱珉银行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借助政治因素的推波助澜，多年来围绕格莱珉的争议终于以极端而集中的形式突然爆发。

　　无妄之灾

　　这股批评浪潮源自52岁的丹麦调查记者汤姆·海内曼(Tom Heinemann)，从2007年开始，他多次走访孟加拉乡村地区，拍摄了一部长约50分钟的纪录片。2010年11月30日，这部名为《小额信贷陷阱》(Caught in Micro Debt)的纪录片在挪威国家电视台NRK正式播出。片中揭示了与昔日宣传截然不同的格莱珉银行：以不高于3%的利息从其他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贷给小额借款者的年息却高达30%~200%；借款者从获得贷款的一周后就要开始分期还债，格莱珉的信贷员采用言语恐吓的方式上门收账，导致借款者只能通过不断借贷来偿还前一笔债务，最终靠变卖家产度日。

　　纪录片还批评了格莱珉银行虚假宣传的历史：曾被当作成功典范的一名借款妇女，实际遭遇却是贫病而死；因尤努斯的坚定支持者希拉里·克林顿造访而得名的“希拉里村”，实际上并没有几户人家真正接受过小额贷款。除此之外，这部在挪威电视台首播的纪录片还爆出一个重磅炸弹：1996年，尤努斯把来自挪威发展合作机构(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NORAD)的1亿美元低息贷款转入与小额信贷无关的格莱珉下属机构，其中有一半可能流入了营利机构格莱珉电话公司(Grameen Phone)，而该机构是挪威公司Telenor与非营利机构格莱珉电信(Grameen Telecom)合资成立的。海内曼在片中暗示道，尤努斯此举可能是为了避税，而格莱珉的很多核心管理人员，都存在利用非营利机构避税的行为。

　　这部纪录片在挪威和孟加拉两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系列调查和澄清工作随之展开。挪威发展合作机构(NORAD)宣布在1996年的事件中，“并未发现格莱珉银行存在不当行为”。今年1月份，尤努斯聘请第三方调查机构“小额金融透明组织”(MicroFinance Transparency)对格莱珉的贷款利率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不存在超高利息的情况，格莱珉的利息最高也只有22.84%。接着，另一名调查记者Gayle Ferraro找到了纪录片中声称贫病而死的妇女，发现她仍然活着，并且对着镜头亲口讲述了自己获益于小额贷款的历史。

　　奇怪的是，即便是这些澄清，依旧难以改变对尤努斯的批判热潮，孟加拉媒体似乎有意忽视官方辟谣信息，只对发掘新的“丑闻”热衷不已。正如尤努斯大学时代的恩师、经济学家Rehman Sobhan所说：“一些媒体和社会舆论在认真阅读格莱珉银行的声明之前，就已经陷入某种狂热的情绪中，争先恐后地借此机会诋毁这个广受尊重的机构。”

　　然而情绪化的批评也并非毫无原因，格莱珉银行经过30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结构复杂、营利与非营利分支并存的庞大机构，争议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债主与雇主

　　一种争议在于，格莱珉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官方意义上，格莱珉的每一个借款人都是这家机构的所有者，享有一部分股权。但鉴于格莱珉与借款人之前并不签署任何法律协定，这种股东身份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权利，只怕大部分借款人都难以说清楚。

　　孟加拉财经作家Farooque Chowdhury在他的《小额信贷：人为制造的神话》(Micro-Credit, myth manufactured)一书中写道，小额信贷机构往往也是借款人真正意义上的雇主，这种现象在孟加拉尤为严重。虽然名义上这些借款人进行着“家庭式创业”，但其产品一般都是通过格莱珉银行的某个分支机构向外销售，等同于为格莱珉打工。同时由于没有正式雇佣关系，借款人的工作条件和福利不能得到保证。

　　外界对于格莱珉银行的印象往往停留在那个著名的“27美元”故事：1976年，经济学教授尤努斯在乡村考察时，发现当地妇女编制的竹篾家具十分精美，却因高利贷盘剥而获利甚微，尤努斯将身上的27美元借给42名妇女，从此建立了以贷款帮助穷人创业、“将贫穷锁进博物馆”的格莱珉银行。

　　然而，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多样化发展，格莱珉的业务早已不限于为竹篾家具融资。格莱珉信托(Grameen Trust)、格莱珉基金(Grameen Fund)、格莱珉电信(Grameen Telecom)、格莱珉电话公司(与挪威Telenor公司合资)、格莱珉-达能食品公司(与法国达能公司合资)、格莱珉新能源(Grameen Shakti)、格莱珉软件公司(Grameen Solutions Limited)⋯⋯这些冠名以格莱珉的机构有些是非营利性的，有些则不是，诸如丹麦纪录片中的“逃税”猜测因此不可避免。

　　为这些机构工作的人们有些是格莱珉的雇员，有些则是借款人。例如格莱珉电信推广的“乡村电话”项目，鼓励格莱珉银行的借款人(官方称“所有者”)提供上门电话租赁服务，这些人被称作“格莱珉电话女士”。她们协助格莱珉电话开拓了孟加拉超过50%的市场，却并非这家公司的雇员。“格莱珉的借款人需要承担商品贸易过程中的一切风险，这本不是企业雇员应该承担的。”孟加拉作家Chowdhury在书中写道，在他看来，与其贷款给这些农村妇女进行手工作坊式的“创业”，倒不如成立一家公司吸纳她们为全职或兼职雇员，这才是更具社会责任的做法。

　　另类“性别歧视”

　　格莱珉银行乃至全球小额信贷机构的一大特色是：大部分借款者为女性。尤努斯不久前的一次演讲曾提到，格莱珉的借款人中有96%是女性。而根据剑桥大学2005年的一项调查，全球范围内的小额信贷机构，75%的借款人是女性。据报道格莱珉银行成立初期也曾考虑向男性贷款，但后来发现女性的还贷比例远远高于男性，并且更愿意接受小额贷款，从此形成了“女性专用”的放贷风格。

　　然而，这种“性别歧视”却在某种程度上跟小额贷款的目标背道而驰。很多研究显示，贫困女性获得贷款后往往选择贴补家用，而非增加收入。今年6月，《科学》期刊(Science)发表了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卡兰(Dean Karlan)与达特茅斯大学教授辛曼(Jonathan Zinman)的论文。卡兰对非洲地区的小额贷款项目进行了实验性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小额贷款流向了已经建立一段时间的企业，而非用于成立新企业。更令人震惊的研究结果是，只有男性接受小额贷款后能够增加家庭收入，提供给女性的小额贷款，其投资回报率往往为零甚至负值。这跟格莱珉模式中“女性还贷比例远远高于男性”的实际经验截然相反，假定卡兰的实验过程严谨可靠，那么格莱珉银行发放给女性的贷款是否真的由女性全权使用，就值得质疑了。

　　许多小额信贷“性别歧视”现象的拥护者认为，对于女性而言，获得贷款更大的意义在于增强独立性与提高社会地位。然而也有人认为，在女性整体地位低下的社会，小额贷款在提高女性地位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一项发表在学术期刊《扶贫金融》(Finance Against Poverty)上的研究指出，在孟加拉的某些地区，小额贷款已经成为农村妇女的“义务”，未能获得小额贷款的妇女往往遭遇更多的家庭暴力。而且当妇女获得数额较大的贷款时，更倾向于交给丈夫去决定如何使用，当贷款金额小于1000塔卡时(约合90元人民币)，妇女能够掌握100%的使用权，当贷款金额超过4000塔卡(约合350元人民币)时，妇女对贷款的控制权就降到49%以下。

　　尤努斯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格莱珉银行过去曾遭遇还贷率突然下降的现象，主因就是借款人的丈夫联合起来进行阻挠。而在格莱珉机构的鼓励下，借款人得以摆脱丈夫的影响，重回格莱珉的“贷款轨道”。从这种意义来看，格莱珉的确能够帮助女性更加独立与自信。但这种将男性排除在外的贷款模式，能否真正实现消除贫困的宏大目标，或许尤努斯和格莱珉都不能提供最终答案。

　　盈利与福利

　　尤其令尤努斯深陷舆论漩涡的，是小额金融“盈利派”与“福利派”之争。前者认为单靠政府资金和捐款难以满足所有的小额贷款需求，小额金融服务机构应当自负盈亏，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应当退出对小额金融机构的扶持，以避免不公平竞争。后者认为针对穷人的小额贷款本来就带有福利性质，应该由政府管理，不能任由市场化竞争，而且既然为福利，利率就应该尽可能地低，以惠及更广泛的民众。

　　在被联合国命名为“国际小额贷款年”的2005年，很多国际商业银行积极投入到小额贷款业务的探索中，花旗银行明确提出了“除了慈善功能，小额贷款也可具有盈利性”的理念。一些小额信贷机构也步上市场化之路，2007年，墨西哥小额信贷机构Banco Compartamos上市交易；2010年，印度最大的小额信贷机构SKS上市交易。针对那些未上市的小额信贷机构，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也提出了引入信用评级制度的要求。

　　尤努斯对这些变化深感不安，他认为小额信贷机构一旦陷入跟商业银行同样唯利润主义的误区，将彻底玷污其为穷人服务的初衷。他反对将小额信贷机构上市交易，表示“小额信贷机构的收益都应属于穷人”(当然，反对者也可以质疑小额信贷机构不上市，也就意味着可以绕开公众监管)。他也反对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等国际组织让市场决定小额贷款利率的主张，认为那样将存在小额贷款高利化的风险，“任何收取超过运营费用15%以上利息的机构应该被处罚。”尤努斯在他2007年出版的《消除贫困》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标准。

　　另一方面，尤努斯也反对由政府管理小额信贷机构，使其完全福利化的主张。他认为贷款利率过低会助长低收入者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启发他们的创业精神，“我不赞成纯粹的慈善，对穷人应该鼓励他们的积极面，肯定他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穷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人人都可以做企业家。”这样的表态，使格莱珉银行既未被纳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标准体系，又没有依附于政府以求得政治上的更多支持，这个机构更像是建立于尤努斯个人能力与名誉基础上的独立王国。一旦尤努斯的地位陷于危境，整个格莱珉体系就遭受质疑，这正是当前局势的写照。

　　真正的使命

　　指向尤努斯与格莱珉银行的非理性批评，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另一种担忧。尽管格莱珉模式面临种种争议，但它仍旧是迄今为止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小额信贷实例，否定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否定小额信贷本身。“孟加拉正在发生一场破坏小额信贷的运动。其主导者称，小额信贷其实是对穷人的一种敲诈。——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

　　小额贷款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复杂性，使得目前为止各方对其的分析和评论，都更像是盲人摸象——有的人摸到耳朵，有的人摸到鼻子，这也加深了评估的复杂性。

　　格莱珉模式中存在营利与非营利机构并行、有意排斥男性借款、过于依赖尤努斯个人等诸多问题，但孟加拉舆论界对尤努斯的失望，除政治情绪煽动外，很大程度也许来自从前对小额贷款期望过高而造成的落差。

　　2006年挪威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颁奖声明写道：“历经30年的努力，尤努斯通过格莱珉银行将小额信贷发展成抗争贫穷的重要武器。”格莱珉银行的官方宣传，也一直把消除贫困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企图靠小额贷款这种单纯的金融手段来消除深层次的贫困问题，并不现实。2008年美国两家高校研究机构“扶贫创新行动”(Innovations for Poverty Action)和“金融服务行动”(Financial Access Initiative)共同对全球小额贷款相关研究进行了一次总结性回顾，结论是几乎没有一项研究能可靠地证实小额贷款项目可以消除贫困。

　　来自这两家学术机构的经济学家们——尤其以耶鲁大学教授卡兰(Dean Karlan)为代表，主张小额贷款机构的真正使命，应当是为穷困阶层提供平等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其中不仅包括贷款，更包括有保障的存款服务和保险服务等。事实上，早在2002年，尤努斯宣布格莱珉银行完成了向“格莱珉第二代”的转换，其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养老金与保险体系的建立。格莱珉银行不能创造人们期待的经济奇迹，但它在加强金融普惠性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报告显示，全世界有3000多家机构专门为“财产状况差于一般商业银行客户”的穷人提供金融服务，共涵盖6.65亿个金融账户。其中1.2亿个属于小额信贷机构，3.18亿个属于邮政储蓄银行，1.72亿个属于国家农业与发展银行，还有一部分属于各种农村信用机构。在针对小额信贷或追捧或诋毁的热潮逐渐冷却后，人们不妨承认，小额信贷机构不是惟一一种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但绝对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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