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日前，中国央行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这一幅度是通过综合权衡通胀压力和非通胀拉动型产业承受力后的审慎决定。同时，全球范围内，利率仍然是以货币为目标的掉期和期权等押注活动定价的主要成本因素，所以利率对推升汇率的压力也无法忽视。

　　面对中国由结构性问题决定的投资拉动型通胀，若只想依赖简单货币政策的话，就会让中国重蹈所有遭遇结构性疾病经济体的经历，即宽松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结构问题导致的萧条，而紧缩货币也无法解决结构问题导致的通胀和过热。

　　结构性问题造成的经济病，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只能以直接针对结构性疾病下药的财税政策为主导，来治理经济，货币政策只能作为配合财政政策的配套工具。由于货币政策过于简单，而且通过金融体系产生全局性影响，它不但无力化解结构性问题，同时，在直接针对结构性问题的财税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无论是宽松还是紧缩货币政策，往往都只会恶化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把货币和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导致结构性问题的少数产业或者经济板块集中。当前如果继续货币紧缩，无论是数量工具还是价格工具，都将进一步恶化既有的结构性经济矛盾。

　　制造中国结构性问题的两大因素中，地方政府乱投资是通过行政手段刹车，地方政府融资扩张已经得到压缩。现在唯一难控的是房地产投资泡沫导致的房地产过热和通胀驱动力。无论是在合法合规的金融体系内，还是各种变相违规的影子金融体系内，都围绕在房地产投资行业。数量型货币工具紧缩不了房地产投资过热和通胀拉动，但会排挤其他产业，而加息对于动辄50%利润的房地产投资影响不大，那些在5%到10%间利润率徘徊的其他产业则先被打击。

　　对于先富起来的富裕群体，结构性问题严重的中国经济所能承受的利率水平，与中国目前稳定高昂的房地产投资市场的回报率相比，差距太远。由于房地产投资税的缺位，以及住房商品作为多数人生活必需品的性质，给这种驱动全局性通胀的房地产投资和投机过热，提供了相对其它产业和投资最稳定最丰厚的利润保障。

　　如果不能在全国尽快启动对第三套房征收与通胀率至少持平的地产投资税，然后再逐步向解决了换房要求、房产总面积超过一定规模的二套房推进征收，仅靠货币政策彻底化解这种结构性疾病造成的过热和通胀，必然会是整体国民经济的总体回落。如果因各种利益集团阻力而推不动房地产投资税的话，那么经济在通胀压力下被迫再回落后，则会重复拉丁美洲遭遇多年的由于经济“富人产业化”的畸形历史，在高速发展多年后，突然陷入长期停滞。在拉美世界，2000年代后，主要国家的社会党相继执政，是经历了多年拉美病后才实行的转变。而中国，当前则必须依靠政府的改革，来引导直接化解结构病的财税政策，以及发挥作用更慢的长效社会政策，带领中国社会平稳地度过当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