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艳 乔加伟

　　 6月27日，审计署首次披露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5亿元。审计署相关负责人表示，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尚未超过其偿债能力。

　　 但另一方面，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行却纷纷开始唱衰中国银行业。就在审计署公布债务情况的同一天，标准普尔表示，地方融资平台问题若没有政府介入，内地银行将增加不良贷款率6个百分点，新增4000亿美元即超过2.5万亿人民币坏账。同时高盛报告则指出，今明两年西部地区将首先爆发不良贷款问题。

　　 对于炙手可热的平台贷，近两年来，江苏银监局始终将其作为监管工作的重点。局长于学军透露，截至一季末，江苏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和占比，以及平台贷款不良余额和不良率均实现“双降”。

　　 同时他认为，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的解决，靠逐个项目来清理恐怕还不够，需要制定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平台贷款问题处理好其风险可控。但这一方面要看政府还款的意愿和决心，另一个方面还须有一些处置的措施、技巧。进行有效化解，需要在时间和空间上留有一定的弹性。”于学军表示。

　　 20%原则红线

　　 《21世纪》：从去年开始，银监会一直在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开展全面清理工作。目前江苏银监局所掌握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情况如何呢？

　　 于学军：我们启动平台贷款清理工作已经一年半了，始终作为这个阶段的监管工作重点。现在总的来说，感觉心里有底了，对贷款规模、形态、风险等情况也越来越清楚。

　　 截至今年3月末，江苏共有752户重点监测平台公司，贷款余额约为9000多亿元（含异地贷款）。江苏经济发达，政府讲诚信，银行业的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高，因此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总体可控。

　　 从目前的风险定性情况看，现金流全覆盖、基本覆盖比例较高，分别超过70%和20%，半覆盖、无覆盖类占比相对较低，分别不到5%和2%。

　　 《21世纪》： 在银行、融资平台和相关政府部门进行的三方会谈中，大家对平台的定性、规模、风险承担等方面存在很大博弈，你怎么看三方会谈的效果？

　　 于学军：三方会谈，就是针对一个个融资平台项目，几家贷款银行组织起来，算算到底给这个平台公司发放了多少贷款，增加抵押、担保等增信措施，以提前介入，控制风险。以前平台公司对银行多采用各个击破的办法，谈判时银行处于不对等地位，常常搞不清楚这个平台公司的总体负债情况。现在银行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谈判主体，就能从总量上搞清这个平台公司的全貌并尽量压缩其风险敞口。由于融资平台和银行的谈判地位有所转变，加上现在信贷规模收紧，就使融资平台必须对贷款进行增信，才能取得银行的信任和支持。三方会谈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不过谈判过程肯定存在博弈，也相伴会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按照去年银监会的文件，由三方会谈签署协议确认为全覆盖的平台公司就可以认定为全覆盖了，并可以按一般公司类贷款进行商业化运作，这样便造成全覆盖的平台公司超过90％。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说明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较大偏差。因为作为平台公司，肯定会设法争取做成全覆盖，甚至不惜弄虚作假，而银行如果不给认定为全覆盖，他们就不签字，这样就逼着贷款银行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任务而有意放松标准迁就平台公司，结果即造成平台公司债务的清理质量成疑。

　　 《21世纪》：如果90%的平台公司都认定为全覆盖，那么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这显然又不符合政策制定的初衷。作为监管者，你们怎么化解平台贷款风险？

　　 于学军：这样做肯定不行，所以今年银监会又下发34号文件，强调平台贷款全覆盖的认定工作。而江苏对此始终没有放松，不是三方会谈签字就完事了，而是必须拿到银监局进行统一的审查核实。2011年初，我们又出台了加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管理意见，在全国率先明确平台贷款转化为公司类贷款的手续和程序。

　　 另外，即便是全覆盖，我们也不把它看作为一般公司类贷款，而是定义为特殊公司类贷款。这样，虽然在业务运作上它可以和一般公司一样，即按商业化原则进行，但是性质上还是要与普通公司相区分。因为公司的性质是由它们自身的特性、条件决定的，而不能因其它标准随便“变性”。这就像一个男人，不能因为留了长发，你就认定他是个女人。

　　 此外，我们在文件中，还要求各家银行按照监管概念中的贷款集中度原则，合理控制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要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逐步压降平台贷款的规模和比例，今年末其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年初水平，占比原则上以不超过全部贷款的20%为目标。

　　 现在看来，各家银行执行得很好。到5月末，全省平台贷款比年初已压降200多亿元，占比下降到19％左右。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到明年力争降到15%，2013年则进一步降到10%左右。我觉得总体来看，降到10%之内比较合理和理想，那样的话风险就基本可控了。

　　 解决平台贷需要系统性方案

　　 《21世纪》：今年以来信贷额度紧张，这给融资平台的运行带来哪些影响？另外，从你了解的情况来看，随着还款高峰的到来，平台贷款的还款压力大吗？

　　 于学军：融资平台的后续贷款问题确实反映出来了。实际上对银根收紧开始反映最强烈的，一个便是政府融资平台，另一个是房地产公司。地方需要收缩融资平台的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这样才能度过紧缩期。当然，也不排除一些项目出现资金链断裂，形成半拉子工程等现象。

　　 一般而言，中长期贷款期限多为5年、10年、15年等。如果大部分贷款为2009年发放，到了2013年、2014年就开始进入还款的高峰期，到那时我相信还贷压力一定会很大。因此，从现在起就必须未雨绸缪，提早防范贷款集中到期形成的偿债风险。

　　 《21世纪》：一些国外投行称平台贷款未来将造成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导致新一轮危机爆发，然而目前审计署公布的数据表明整体风险可控，作为一名专业监管人士，你怎么看待平台贷的风险问题？对解决平台贷款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

　　 于学军：平台贷款的问题，我过去总结过两点，一是无序负债，二是过度负债。今年再加一点，就是缺乏透明度。虽然总体上平台贷款风险可控，但也必须承认，还是极有可能产生局部风险。一些财政收入较低而负债较高的地方，其每年还款的本息数额远远超过未来可预期的财政收入或者说可用财力，当地政府官员现在已明显感到有压力，并正为此而愁眉不展呢。

　　 我觉得中央、各级政府确实要严肃对待平台贷款的处置问题，不然的话，极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另外，平台贷款过大对社会本身也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平台贷款即这些贷款资金的背后，必然是集中、占用和垄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又管理松懈、浪费严重、效率低下。所以必须要真心实意、严肃认真地处理好这个问题。

　　 但是要解决好这个问题，靠逐个项目的单一化解恐怕还不够，需要从宏观、总体上提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办法。虽然平台贷款问题处理好风险可控，但实际操作中却有相当的难度。这一方面要看政府还款的意愿、决心，另一个方面在处理过程中，还需有一些技巧，甚至是一种艺术。这就要求在时间和空间上留有一定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