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

　　危机，尤其是严重的危机，常常可以让人吃一堑长一智。不幸，最近这场金融危机之后，世人并没有多少长进。实际上，今日之情形同2007年时一般险恶：美国经济复苏有气无力，令人心焦；欧洲货币联盟生死未卜，各国束手；而新兴市场，则在苦斗资产价格泡沫。

　　从危机中学习，分析错在哪里固然是必要的，但寻找对策也同样重要。全世界把前一半工作做得不错，后一半却做得很糟。

　　在解释2007年金融危机为何爆发时，人们大多指出了不稳定性的5个来源：

　　第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政府力图提高住宅拥有率的政策以及金融机构的轻率放贷是危机的直接起因；

　　第二，扭曲的内部激励制度致使金融机构过度冒险。银行业者以冒险操作获利，这个诱惑非常大，却缺乏相应的机制令其承担亏损的成本。某些机构甚至根本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因为它们有一顶保护伞——“大到不能倒”的逻辑。果然，当危机爆发——美国房地产市场走软是迟早的事，却被人为忽视——公共部门不得不吸收了金融系统的过度负债；

　　第三，全球收支失衡导致融资成本过低。某些国家（中国、其他亚洲高增长经济体和海湾产油国等）长期保有的经常账户盈余支持了其他一些国家（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爱尔兰，当然首先是美国）的长期赤字融资；

　　第四，各中央银行，尤其是美国央行，错误地维持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向各大金融机构提供美元，由此相当于扮演了世界央行的角色；

　　最后，危机爆发之后，政府用公共资金保护了一批“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其财政后果致使公债不可持续地加剧，反过来又威胁到银行业。

　　上述五个问题，也许除了第一个，至今都没能得到解决。当然，大大小小的论坛上讨论过一些金融业改革的问题，渐渐形成一个共识——修订流动或增量资本充足率规则。然而，危机之后，许多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银行，实际上是变大了，而不是变小了。

　　此外，尽管全球收支失衡在危机爆发之初有所收缩，但随着美国相对快速地调整其赤字，失衡情形又重新出现了。

　　与此同时，世界各大工业化国家都维持着很低的利率。在2007年之前，这样的政策最多也就是个错误，而现在，有人说它是心存歹念的战略。如今，到处有人怀疑美国刻意追求美元贬值，或者——用巴西财长的话说——美国发动了“货币战争”。

　　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金融危机引发的财政难题。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质疑导致债券息率飙升，对违约可能性的觉察使得风险溢价大涨。这些上涨曲线非常陡峭，因此极具干扰性。

　　对那些站在悬崖边的国家来讲，未来是冷酷的。得益于低利率，政府举债变得容易一些。但财政不稳健的新苗头和长期债务安全性的下滑可能会迅速推高借债成本。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举债的新增成本将会轻易抵消财政纾缓措施所带来的好处。

　　结果，财政不确定性成了悬在各大工业化国家头上的一柄利剑，导致政治僵局。于是，即便我们想透了是什么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们也无法从中得出有益的教训。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看，出现这种政策僵局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种种教训如今已成常识，当初却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得到消化的。30年后，到了上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才被广泛接受。也是在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才清晰阐述了货币主义从大萧条中得出的教训。

　　只有在贸易政策方面，教训吸收得要快一些。大萧条期间，各国争相出台贸易配额和关税壁垒等保护主义手段，试图遏制通货膨胀，而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遭遇立法“扯皮”——代表各种地方性利益的集团为此争斗不休。政治学家E. E. Schattschneider对该过程的分析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从美国国会转移到总统手中。

　　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借鉴上述贸易政策的政治改良，思考怎样确保财政决策有一个持续改善的长效机制。尤其应该考虑有什么办法可以预警财政稳定性的风险（例如银行业和金融体系过度扩张所带来的风险）。此外，需要限制立法部门的施压能力，避免它们强推一些只有地方意义的项目，产生额外开销干扰整个财政大局。

　　大萧条之后贸易政策的建设性（且相对快速的）反应并没有立即带来回报。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创造了一个好得多的决策环境。如今，是时候来改革和优化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了。[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欧洲大学研究院（佛罗伦萨）历史学教授。翻译：马俊。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