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9.6%，CPI上涨5.4%。尽管二季度GDP增长比一季度稍微回落0.2个百分点，但也达到9.5%的增速，这一数值其实大大超过预期，经济并没有自动冷却，这证明了此前人们对紧缩力度的想象过于夸大。

　　以“三驾马车”而论，固定资产投资非常快，同比增速达到25.6%，投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房地产投资同比高达32.9%，有点出乎意料，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开工普遍不足三成的状态下，房地产投资的高增长主要来自商业地产和住宅，这从侧面反映房地产调控并没有对房地产投资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房价在调控下“历经风暴而不折”，既显示了通胀预期下房地产具有的“保值心理”——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也相当可观。同时，也显示了地产商充沛的资金流实力，整体上并没有被调控所击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也非常可观，达到了47.5%，当然，通胀预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高通胀预期下往往会大幅度提高消费率。在进出口方面，增速回落明显，顺差要比以往高峰期跌了不少，整体上处于平稳态势。外汇储备的高增长主要原因并非是顺差，而是庞大的外汇储备的生息效应，3万亿美元的外储每年可以产生千亿美元以上的利息。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通胀暂时是很难驯服、经济势头相当强劲，甚至可以说“较为过热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表示，“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能使经济增速出现较大的波动”，即“降物价”和“稳经济”并举，这隐含着会用小幅的经济下降来不断纾缓通胀的升势，用时间换取空间，从而最终达到控制通胀的目的。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用小幅和碎步的经济下调来调整通胀，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重要的变化？首先，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数据得知，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下降，即使出现外部债务危机出现的需求萎缩，对中国的冲击也比次贷时期要小得多。况且，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机制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机制是不一样的。美国次贷危机是私人部分的问题，造成了突然性的需求下降。而欧洲的债务危机则是公有政府部门的问题，政府掌握着印钞权，欧洲小国的问题最终会牵涉到欧洲央行，所以这必然变成一个印钞和通胀不断稀释债务的问题，而不是欧债危机国用紧缩和提税来解决的问题，万变不离根本，不要被一些眼花缭乱的细微进展所影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短时间内不会带来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也就是说，不存在国内紧缩和外部萎缩一起发生的叠加效应，如果政策层总是用叠加效应作为忧虑的理由，是没有必要的。

　　其次，如果用小幅的速率下调经济、控制通胀，那么中国更多地控制“头两驾”马车，而不太在意“第三驾马车”，中国可能会更多使用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的方式，而不是汇率升值的方式来进行调控。因为“第三驾马车”已经变弱了，不能让一匹弱马承担调整通胀的功能，而是应在遏制投资和消费上面做文章，达到降温经济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新一轮调控策略中的上升空间并不大，中国领导人对外资投行倡导的升值治疗通胀的献策并不感冒。

　　再次，用上述的策略来调控通胀，将不太会出现经济“硬着陆”的情况，中国经济的强势将会得到延续，而通胀的控制难度则会加大，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经历了刺激期之后，自动进入退出调整期，从而中国在周期转变的通道中受益，但是这是一种赌运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相当于将通胀问题变成听天由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