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本报昨日报道，深圳市中级法院日前发出深圳法院史上限制人数最多的一次“限高令”，宣布对44名不履行执行义务的债务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他们将被禁止坐飞机、购房、买车、泡吧等高消费行为。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老赖”发布“限高令”，并向社会公布，这对“老赖”无疑是有巨大震慑作用的，但要让“限高令”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让“老赖”感受到法律的巨大威力，恐怕仅靠一纸公告还远不够，还应该有与之配套的机制。

　　如何监控债务人的高消费行为，如何让“限高令”落地，法院其实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虽然法院近年来和公安、银行、国土、水、电、气等多个部门都建立了联动机制，严密监控债务人的财产和行动，但多年的执行实践显示，单靠法院很难破解执行难。之所以公开发布“限高令”，是希望发动社会的力量，让群众一起对债务人进行监督。

　　确实，政府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十分有限，按照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这些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要优先保障公共服务，优先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老赖”虽然突破了法律的底线，但他们的行为还没有触犯刑律，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个别公民或法人，尚未对社会整体运行造成巨大危害，还没有到需要调动全社会资源对其进行惩处的时候。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足够资源可以对其进行全方位监控时，执法部门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对其进行限制，比如说可以通过海关限制其出境，通过国土部门和银行限制其购房，通过车管部门限制其买车，可除了这些需要实名消费的内容之外，像吃喝等许多高消费是不需要实名制的，那如何才能让“限高令”不成为一纸空文呢？

　　显然，要通过限制“老赖”的高消费行为，促使其履行法律义务，关键还得靠全社会的共同监督，靠公众的举报，特别是熟悉“老赖”的人的举报。其实，在国外类似“限高令”的执行，也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和公众监督来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在“限高令”的制度设计上，要有鼓励公众举报的机制。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人出于社会正义感而举报“老赖”的高消费行为，但如果没有鼓励措施，更多的人则难有举报的热情，更多时候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对“老赖”的行为视而不见。因此，要严惩“老赖”，让“限高令”发挥应有的威慑力，首先必须引入鼓励性监督机制。

　　其次，要激发公众的举报热情，还应该简化举报程序，让公众可以用最简单最方便的形式向相关部门提供线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京沪高铁几次发生故障，马上就有乘客通过微博(http://weibo.com)在网络上直播，让事件在短时间内大面积传播，促使有关部门加快处理问题的速度，并在第一时间公布故障原因和向公众道歉。其实，武广高铁运行初期也曾经发生过多起类似的事情，但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这并不是说当时公众不关心高铁，而是当时像微博这样的新媒体传播工具还没有流行，公众要自己发布消息还没有现在这么便捷。在人人都是媒体的全媒体时代，我们的执法机构是不是也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主动适应社会的新变化，多利用新技术、新媒体？具体到举报“老赖”的问题上，除了使用传统信函、电话等举报手段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引入微博举报呢？发动一次针对“老赖”的群众战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