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

　　上世纪70年代末，瑞典最畅销的出口商品中，ABBA乐队的唱片名列第一，有资料显示，那些单薄的塑料片销量甚至超过了沃尔沃汽车。

　　流行音乐界从不缺少巨星，但能像ABBA这样持续影响世界的，却极罕见。尽管他们1983年就宣告解散，但锋芒从未减弱——今天，ABBA的唱片销量累计达3.7亿张，这是继披头士、猫王之后的最佳唱片销量成绩。而以他们歌曲改编的音乐剧《妈妈咪呀！》同样走红全球。

　　2010年，ABBA乐队在纽约接受了“摇滚名人堂”的至高荣誉。他们在音乐界的地位，正如U2乐队主唱波诺所说：“在ABBA面前谈流行音乐，我们都不够格。”

　　中文版《妈妈咪呀！》在沪首演，ABBA乐队成员比约·乌尔法厄斯（Bjrn Ulvaeus）专程前来观摩。1999年，《妈妈咪呀！》正是在他和制作人朱迪的联手创作下成为音乐剧舞台的奇迹。

　　第一财经日报：朱迪一直强调，《妈妈咪呀！》的成功有一大半是依靠ABBA的音乐。你怎么看？

　　比约：我们的音乐只是成功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妈妈咪呀！》的故事，也不可能有这个音乐剧。剧作家凯瑟琳·约翰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把我们的歌曲编织成了一个可信、浪漫而有趣的故事，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当时我们给她的素材只有ABBA的100多首歌，我的要求是不能改歌词、不能改旋律，只能以这些歌来编织成故事。一首好的流行歌曲首先需要朗朗上口的旋律，其次需要好的歌词，如果一句歌词能在听者脑海中形成一个景象，就说明这首歌具备流行价值。

　　日报：ABBA的每一首歌几乎都包含着一个故事。那首著名的《Dancing Queen》创作背景是什么？

　　比约：在上世纪70年代，瑞典有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在忙碌了一周之后，周末会去迪斯科厅完全释放自己。平时生活中的她们可能就像灰色的小老鼠，庸庸碌碌，但到那个夜晚，她们就像灰姑娘一样变成舞后。事实上这样的女孩今天仍然存在。

　　日报：看《妈妈咪呀！》会有一种感受，年轻时享受自由、爱情与疯狂，向往叛逆；到了中年，情感变得复杂，但仍怀揣梦想。这是否蕴含着你们自己的写照？

　　比约：那的确就是我们的成长。凯瑟琳在创作这个故事之前，反复听我们的音乐，发现早期ABBA的歌曲偏向青涩天真，几年之后的ABBA变得成熟。所以她把故事定格在两个年龄段的女人上，变成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反映年轻到成熟的转折。

　　日报：ABBA解散之后，你与班尼·安德森（Benny Andersson）以“B&B”的名义跨入音乐剧创作领域。但你们的《象棋》（Chess）似乎并不成功。后来制作完《妈妈咪呀！》时，你以什么心情面对伦敦首演？

　　比约：《妈妈咪呀！》诞生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一直在介入。首演那天晚上，我作为观众坐在台下。在此之前，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观众会有什么反应，因为从来没有一部音乐剧是这样（靠改编流行歌曲）做出来的。演出开始差不多有5至10分钟，我才感觉到观众们脸上露出笑意，他们开始热烈讨论“下一首会唱什么”。那个晚上的观众很疯，他们最后跳出座位，在剧场过道上手舞足蹈。直到今天，很多演出现场也还是这样。

　　日报：在流行音乐界有如此多伟大的乐队，也有无数好音乐。为什么唯独ABBA的音乐成功改编成了《妈妈咪呀！》？

　　比约：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确实，在我们之后，有一些乐队曾试图把他们的音乐改编成音乐剧，可惜都失败了。我无法总结成功的原因，但我知道，每一个观众都能认同《妈妈咪呀！》，在这部戏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的关联性。

　　日报：你看过多少版本的《妈妈咪呀！》，不同语言会给你什么感觉？

　　比约：差不多有11个版本。每种语言听上去都有很大的不同。ABBA的音乐通过不同的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剧场里延续着生命力，这种感觉很微妙。在流行音乐史上，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