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亮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提问，我们将选择贴近大地、真实可感的沉重还是高飞虚幻、远离大地与生活的轻松？历来钟情于享乐的南欧拉丁后裔选择后者，但寅吃卯粮的日子终无法持续，经济危机下一朝破灭。昔日被拉丁人称作蛮族的日耳曼人用勤谨工作和理性消费做出相反的选择，反倒可以在危机下从容度日。

　　勤劳与懒惰很难共存，如果要他们过均贫富的日子，就更是如此，没有人愿意把辛苦赚来的钱送去补贴懒汉。欧盟受此拖累，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

　　如果向上追溯南欧拉丁文化圈的享乐主义，罗马帝国是当然的源头。当这个帝国开始如日中天，整个罗马成了一个巨大的欢乐场。为了广为网罗选票，古罗马的政客们千方百计为公民们增加福利，食物日渐免费，日子成了永不停歇的狂欢节。希腊神话中那种放浪不羁的男女关系也被学了来，公共浴室遍布城乡，混乱的异性和同性性交大行其道。用米兰·昆德拉的标准来看，此时的罗马已经是一个完全漂浮在天际的帝国，虚幻飘渺，与梦境无异。

　　那么，谁在供养罗马呢？正是那些被早期罗马人征服的诸蛮族部落。罗马人的享乐多一分，他们的劳作就苦一成。终于，被统治的蛮族揭竿而起，罗马皇帝们开始带兵镇压，但他们遇到的却是另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人类伦理建基于人体生理和社会属性，目的是维持社会的和谐与延续。超出生理极限的行为必然违反伦理进而扰乱社会运转。汤因比尝言，在性问题上存在着神秘主义和放任主义这两种极端，它们无疑都是有害的。显然，罗马人走到了后一个极端上，由此带来的是人类生物属性所无法承受的过量和过滥的性欢愉，其结果必然是生育率的相应下降。

　　当罗马皇帝们需要带兵平叛时遭遇的便是兵员的不足。一个不生孩子的民族自然无法依靠自己人保家卫国，于是皇帝们将目光投向了曾以忠诚和勇猛而给凯撒大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日耳曼人。昔日的蛮族被自认高贵的罗马人雇佣，成就了最早的“以夷制夷”。

　　只是，这是最为危险的一种方式，无异于“以毒攻毒”。中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严厉告诫所有王者，雇佣军是不可靠的。他列举的最为鲜明的例子便是古罗马的覆灭。在“以夷制夷”持续了多年之后，西罗马帝国终究灭亡了，推倒它的正是被其雇佣的日耳曼人。

　　检视人类历史时，地理因素从来不可或缺。呼吸着温润空气的位于欧罗巴南部的拉丁人凭借着天时与地利生就一副美丽皮囊更酿就一种自由浪漫的性情。所以希腊文化产生于此毫不令人奇怪，更不要说日后的文艺复兴乃至现代的时尚文化先锋潮头。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北方居于森林和山地中的蛮夷，群居成为必然，服从视为必须，性情狂野而坚韧，缺少自由浪漫思维的同时谨守着伦常道德。

　　公元9年9月9日，罗马的屋大维·奥古斯都派出精英贵族瓦鲁斯率领兵团远征日耳曼人。这是罗马帝国与日耳曼人的一次正式交手，但自小浸淫于罗马贵族圈内的瓦鲁斯饱尝莺莺燕燕却对刀兵之术不甚熟悉。与他的大军一同征讨日耳曼人的居然是一支庞大的妓女大军。

　　他们遇上的是手握日耳曼强将的北方统帅海尔曼。这位腹有良谋的将军自知罗马重装兵团的厉害，阵地战中他们几乎战无不胜。于是海尔曼特意将战场摆在了一处名为条顿的茂密森林中。此法果然奏效，罗马人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被日耳曼人杀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归。日耳曼人自此获得了“条顿勇士”的称号。

　　这是拉丁人与日耳曼人最为重要的一次交手，后者的坚韧与社会伦常战胜了前者的淫靡骄奢。日后的历史发展似乎从这里依然可窥端倪。

　　浪漫的法国人、热情的西班牙人、时尚的意大利人、乐天的希腊人，这些拉丁后裔们的享乐主义早已享誉全球，被人羡慕的同时也被人怀疑着。他们的罗马帝国祖先依靠大批蛮夷的劳作来维持享乐；步入帝国主义时期，他们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供养他们的享乐；这之后他们又可以寅吃卯粮维持这种享乐。但是，当全球化的深入稀释了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时还能依靠什么呢？他们指望着欧盟的救助，但是其他成员国愿意吗？最不愿意的便是以德国为首的日耳曼后裔们。在昔日被森林和蛮荒覆盖的这片土地上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勤谨和伦常。

　　历史有许多循环之处，比如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后宫”很有几分其罗马祖先的意味，但是其国民却可容忍这个“人老心不老”的家伙继续把持总理宝座。这似乎成了一种象征，历史在重演，经济危机中欧洲南部的困窘似乎成了必然。

　　必须强调的是，这次危机中贪图享乐的拉丁人和陷入投机怪圈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统统受到了惩罚，将日耳曼人的伦理优势凸显无疑，但检视历史，如今陷入危机的这些人们却曾经做出更大的贡献。谁也忘不了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更不会忘记工业革命。

　　民族之间当然没有优劣之分，世界舞台上他们各自扮演着一个角色，重复着“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故事。历史便也沿着这样的轨迹得到延展。

　　只是在特定的时刻，旁观者需要提醒一些民族，该醒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