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圣祥

　　随着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反腐话题再度激起公众的热情。最高法的数据显示，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从审判结果来看，职务犯罪案件存在适用缓免刑比例偏高、“自首立功”情节被滥用等问题。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透露，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释，规范职务犯罪缓免刑判决。

　　官员职务犯罪审判，一直存在两种非常不好的趋向：一是职务犯罪缓免刑过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大大降低了官员腐败成本，犯罪代价大大低于犯罪收益，选择犯罪于是成为一种“理智”的行为；二是，除了刑罚上缓免刑被滥用之外，在经济方面的判罚也只是追缴赃款，没有额外的威慑性惩罚，选择犯罪于是又成为一种“经济”的行为。

　　官员腐败被绳之以法的概率本身不高，加之即使现形被抓，依然是“理智而经济”的，如此一来，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当然会越反越多。与之相比，许迈永、姜人杰等极少数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对整个腐败官员群体而言，似乎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对更多腐败官员无疑是不足以形成威慑作用的。

　　普通人盗窃一两千元就构成犯罪被判刑，而官员贪污受贿5000元才构成犯罪；普通人犯罪动辄“从重处罚”，而职务犯罪却缓免刑过半，这是毫无道理的不平等待遇。最高法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不得使用缓免刑的具体情形，对职务犯罪量刑进行细化，对于避免基层法院“同案不同判”非常有必要，但似乎又还不够。

　　导致职务犯罪缓免刑泛滥的所谓“有些办案人员在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本质上不是什么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种隐性的官官相护。因为“善待权力”，即便是已经腐化的权力，也总能存下些获益的预期；即便得不到预期的获益，至少还可以避免预期的麻烦，因为权力的报复能力是不可小觑的。为强化反腐威慑作用考虑，官员职务犯罪缓免刑判决不仅应该规范滥用，更应该强调慎用。换言之，官员职务犯罪不判缓免刑是正常的，判缓免刑才是不正常的，而且必须给出充足理由。

　　对于官员职务犯罪，不仅要缝补刑罚上缓免刑泛滥的漏洞，同时还要在经济上断了贪官“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幻想。在国际上，除了对贪官刑罚惩处外，都会根据贪污受贿的情形进行经济上的惩罚性加罚。例如美国，除了罚没赃款外，会根据贪污受贿对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计算出一个加罚额度，这个额度是对公共利益损害额度的3倍。试想一下我们身边那些贪赃枉法的贪官，他们牺牲了多少的公共利益？要他们赔肯定是赔不起的，可问题是他们从来不用赔。

　　贪官腐败其实是与反腐力量的正面交锋，腐败案件连年上升，固然说明反腐力度有所加强，但更说明现有反腐力量仍然明显偏弱，以致威慑力严重不够。要有力打击腐败，仅空口白牙加强打击是不够的，首先得在法律惩处力度上扭转失衡的天平，慎用缓免刑因而是一种反腐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