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撰稿人 邓喻静

　　三大评级机构屡次下调欧元信用评级，使得美元始终被投资者视为最后的“安全港”

　　近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正当欧盟苦于为希腊及其他国家债务危机“灭火”之际，标普、穆迪和惠誉却轮番“发难”，频频下调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或银行信用评级，让已经焦头烂额的欧元区债务问题雪上加霜。

　　欧债危机爆发两年多以来，评级机构几乎从未停止火上浇油。“预言危机——降低评级”，这样的戏码人们其实并不陌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每一次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的身后，都能看到评级机构翻云覆雨的影子。

　　而在2011年欧债危机演进的最新事态中，一向以“危机预言者”自居的国际评级机构，与欧洲的矛盾已经空前激化，二者间多年以来的暗中博弈、新仇旧恨都在这一次危机中慢慢发酵开来。

　　愤怒的欧盟

　　欧盟这次真的被惹恼了。

　　继此前连续调低“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之后，7月初，穆迪又在一天之内将葡萄牙国债评级连降4级，从Baa1降至Ba2的“垃圾级”。此举让欧盟终于忍无可忍，正式向评级机构提出“抗议”，猛烈抨击其行为有失公允，并助长市场投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更是公开质疑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动机，称穆迪的行为煽动了整个市场对欧洲经济的质疑，可能加速欧元区高负债经济体破产，并扰乱金融秩序。

　　2011年被降级的欧洲国家还包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欧元区高负债成员国无一幸免，就连欧元区核心成员国比利时也进入了评级机构的“狙击”射程，惠誉将该国主权信用评级前景由稳定下调至负面。穆迪近期更放出重磅炸弹，称正接受压力测试的近三分之一欧洲银行或需外部援助。

　　即便穆迪公司百般辩解，也难以平息欧洲政客们的愤怒。各方都指出，穆迪在葡萄牙新政府刚刚上任就做出降级评估，而没有给他们足够时间实行改革措施是不公正的。令那些正为防止希腊破产的欧元区国家首脑们最不满的是，穆迪此举无疑是给本已险象环生的欧元区经济火上浇油。因为一国出现违约就有可能“传染”给其他“弱不禁风”的国家，如葡萄牙和爱尔兰，并继续蔓延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到那时欧盟和欧洲央行将无力援手，整个欧洲货币市场会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三大评级机构中，穆迪和标普都是美国企业，而惠誉评级总部则位于纽约和伦敦，由一家法国公司控股。多年来，欧盟一直强烈指责国际评级机构在美欧之间奉行“双重标准”，并积极着手修改欧盟法律，力图限制国际评级机构在欧洲的活动。但仅由此次欧债危机中评级机构的“精彩表演”足可见得，国际市场对三大评级机构的信用迷信仍不可动摇。

　　危机制造者?

　　在虚拟的金融体系中，人们看到的是那些叫做ABS、ABCP、CDO、CDS、SIV的证券。普通人见到这些如堕云雾，即便是那些买了这类债券的投行、对冲基金对其也并不了解，他们大多也是以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参考的。这一信息不对称使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相当高的依赖度。

　　在穆迪宣布对葡萄牙的降级消息之后，立即引发了对其他外围市场国家的传染效应，使这些陷入债务危机中的欧元区国家免于违约的成本再次上升：爱尔兰两年期债券价格首次一举上扬15%；意大利借债成本创下雷曼兄弟危机后的新高；西班牙十年期政府债券价格上扬幅度达5.59%。

　　债务危机的信用传导链条的核心是风险转移，上游机构不断将风险转嫁给下游，在每一个转嫁环节中，投资者都将评级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从“莫须有”的危机到“真实”的危机，评级机构只需“扇动翅膀”。

　　从2009年年底到2011年7月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欧债问题上采取协同作战、轮番降级的方式，将欧洲债务危机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从2010年5月的希腊危机，到2010年11月的爱尔兰危机，再到2011年4月的葡萄牙危机，国际评级机构总是选择在这些国家偿债高峰到来之前发布危机警示、降低信用等级，从而引发市场恐慌，大幅增加相关国家的筹资成本。

　　尽管“三大”一向以“公正”面目示人，而在回顾近20年来的国际金融动荡史时，“三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耐人寻味。国际评级机构从来不将预防和制止危机视为己任，反而总是精心选择恰当时机，放大甚至制造危机，令“利益有关方”浑水摸鱼。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穆迪在11月28日至12月11日的两个星期时间内，连续多次下调韩国外汇债券和票据的评级，导致韩元兑美元汇率暴跌、股市一落千丈、中型企业不断倒闭，最终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冰岛银行业岌岌可危。标普、惠誉在冰岛陷入困境后，连续下调冰岛主权评级，令冰岛银行业几乎崩溃，而冰岛政府也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三大”又将冰岛“地火”引向欧洲。

　　被“保护”的绝对权力

　　“三大”因何能于国际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而完全不受任何制约？由于评级对投资者决策和投资产品销量有重要影响，评级公司拥有一种介乎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之间的特殊权力。而市场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又让国际评级机构的“渎职成本”较低，因而令其处于一种“绝对权力”的状态，以至于它们可以毫无顾虑、横行无忌。

　　而“三大”评级机构的美国血统，使其天然地背靠美国，又成为美国强权的新工具。

　　在欧元区国家纷纷落马的这一过程中，“三大”和华尔街对冲基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战术配合。在“三大”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后不久的2010年2月，华尔街对冲基金合演了一出“空欧元、多美元”的大戏，合力逼迫欧元兑美元大幅贬值。

　　正是得益于欧债危机的间歇性喷发，美元兑欧元汇率几经起伏，并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遭重创后始终被投资者视为最后的“安全港”。在这期间，“三大”不仅屡次下调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还下调了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尽管美国债市场问题不少，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似乎还是要安全一点。也就是说，呈现在国际投资者面前的是一筐烂苹果，而美国国债这个苹果腐烂得最少。也是这一判断，驱使全球资金在金融危机后仍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帮助支撑美国国债的低利率，避免了美国融资链条的突然断裂。

　　“三大”与美国的这层联系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因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和制衡，评级公司极易产生道德风险。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对结构融资债券等非传统金融产品评级出现重大失误，最终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间，美国国内和国外投资者欲告无门，而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却免受法律起诉。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抨击评级机构“已沦为受雇于发债方、并为其债券开具合格证明的公司”。

　　而随着评级机构的权力不断膨胀，几乎掌管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有专家预计，美评级机构对国际法规的制定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巴塞尔委员会关于银行监管的法规中有一条新规定：评级机构对银行的信用等级评定，将决定银行法定准备金数额的多少。

　　《纽约时报》曾经在社论中指称：“（美信用评级机构）是冷战结束后，除了美国以外，国际的另一个新强权”。其实，更为贴切的是，美信用评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强权的一个新工具。

　　而在最近，德社民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温德称，“近期的降级引起我们高度的关注，不排除德美紧张的外交关系甚至间接地影响了评级结果的可能。十分“巧合”的是，澳大利亚全力支持美对伊战争，标普将澳外汇债务评级升至AAA最高级。

　　对美本土市场存在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而对他国尤其是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资本市场动态往往“明察秋毫”，甚至肆意打压，这一双重标准，不仅令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屡屡失信于人，在欧盟最新的资本市场概念中，评级机构“脱美国化”也正成为一大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