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赣商：权力社会的标本

　　传统赣商作为中国帝国制度下一个商帮的活标本，与帝国制度一道，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而当代赣商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商业能力，在于作为一个商人的群体，他们发展现代商会可资吸取的精神资源在哪儿？

　　徐志频

　　赣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江右是受“江左”衬托而发明的词。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在《日录杂说》中说得明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左、右对比称之，江左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地方，以盛产少年英雄著称，三国的孙权、周瑜、陆逊，毛头小伙时已威震中国。与江左少年英气比较，江右则显得老气横秋。

　　有了这样的文化垫底，换上商业的视角再去打量，一切都变得清晰：浙商以深厚的工商业文化而独占鳌头，粤商因天高皇帝远而自觉构建了中国财力社会的模型，而赣商则像是中华老大帝国的一个标本。

　　光华落幕，今人对赣商多少已感到点点陌生，但赣商鼎盛之时，声名雷动中国。按财力和能量排行，其时仅次于晋商、徽商。晋、徽两商，虎倒余威在，但赣商今日为何寂寂无名？源于其衰落之后难以为继。

　　衰落的轨迹

　　一蹶不振的原因，得从赣商轨迹找。

　　赣商是借战争之力兴起的一大商帮。我们知道，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而江西抚州，成为北方人南迁的重要定居区域。五代十国割据时期，危全讽入主。抚州数十年，采取了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招徕商旅的政策，使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大批中原人士竞相投奔。到了宋朝，经过进一步开发，江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行政区划)前茅。例证是，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人，江西达201万余户、446万余人。

　　1351年，红巾起义爆发，中原地区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朱元璋建都南京，江西第一个设省。统一全国过程中，明军北伐中原，进军西南，战争连绵不断，都以江西为基地，军需给养多依赖于江西供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赣商随之出现。

　　明朝是一个加紧集权的帝国。我们知道，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国制度，历汉至唐，已达鼎盛，到宋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朝，帝国的君主集权制度，已经不适应中国，但又找不到更合适的制度来替代，封建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反动，东厂、西厂、锦衣卫，这种特务制度，标志明朝开始内敛。作为一个最内向的王朝，明朝失去了扩张力，而走向全面防御，之一是设海防。

　　明朝设立了全面的海禁政策，目的为了防止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这是帝国制度走向堕落的一大标志。没有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萎落，国内贸易雄起。国内贸易主线，运河——长江——赣江——珠江，长达3000多公里，江西境内有1000多公里。

　　国内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昔日江西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九江后来还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当然这是后话了。

　　兴于战争，成于海禁，江西这个与湖南一样闭塞的中部省份，与帝国制度堕落的步伐完全一致，赣商在当时算最能与时俱进的俊杰。帝国、时代、江西、赣商，同步并进，终于发生共振现象，赣商由此瞬间辉煌。江西商人“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也发生在此时。

　　但江西毕竟是一个闭塞的农业大省，当机遇来临，他们只能用中国式的思考方式，去抓住机遇，并将它做到极致。于是，“小农商人”全面辉煌的场景出现了：他们对外输出经营的主要产品，全是一些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瓷器、茶叶、纸张、夏布、大米、药材、木竹、烟草、蓝靛、煤炭、钨砂，等等。据统计：一定时期内，赣商每年外输粮食达500万石、茶叶500万斤、夏布230万匹、售纸50万两，均居全国之首。晋商、徽商具备现代大商业雏形的钱庄、票号，赣商不是没做，恐怕是想也没想过。

　　“小农商人”的特点，卖的东西是农产品，卖的方式是小本经营，江西人所以从商，目的既不出于什么改造国家与天下的社会理想，也不是为当地培育一个富省的商业模式，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摆脱贫困的生活。

　　小农意识的束缚

　　赣商大多出身贫寒，以借贷经商而致富，由于追求的格调很低，因此有了商业利润，首先跑回去偿还借贷资金，然后进行再投资。而其商业利润大部分用于社会性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极少，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做大做强。

　　帝国制度下的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上强化的观念，是“知足常乐、小富即安”。受帝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与诱惑，赣商在积聚一定资本后，常常主动放弃市场，进而在竞争中丧失市场。饶有趣味的是，即使暴得财富，完成原始积累，他们也毫无资本意识，却不约而同做另一件事——建造万寿宫。

　　北京自明清以来，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经济中心，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这些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或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已，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于是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由同行业组成的。另一种也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但实际却是行馆。 

　　万寿宫是赣商的文化外衣。它是为纪念许真君而建。许真君其人，说出来有点贻笑大方，他不像管仲，也不像子贡，更不像范蠡，他只是晋代南昌一个道士，真名许逊，字敬之。

　　许真君做过什么事，值得商人们如此敬重？传说他曾镇蚊斩蛇，为民除害，道法高妙，声闻遐迩，被尊为净明教教祖(净明教是后期道教的重要派别之一，它的全称是“净明忠孝道教”)。

　　我们可以看出，许真君是一个完全中国古旧味的文化符号，与《封神演义》之类，全是同一味道。当时民谣流传“人无盗窃，吏无奸欺。我君(许真君)活人，病无能为”， 许真君又有了“包公味”。神仙味也好，包公味也罢，就是没有商业味。

　　商人不将商业始祖作为偶像去学习和敬仰，却将一个道士当作菩萨去拜，当作活广告去传播，真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江西作为儒家文化的生产基地，赣商从一出世就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于是乎，许真君这个与现代大商业味道非但格格不入，而且完全背道而驰的形象，被赣商当作尊神顶在头上。纪念许真君的万寿宫，就成了江西会馆、江西庙、江西同乡会馆、豫章会馆。流布四方的赣商，无论大富还是小康，无论是抱团还是独行，到一个地方赚了钱，第一件大事，就是想起文化偶像许真君，建起万寿宫来供奉他。

　　万寿宫成为赣商的标志和广告，也是他们财富与实力的象征。但万寿宫承载的文化符号功能，又官、商、民不分，全混在一起，既是旅居外乡的江西人开展亲善友好、祭祀活动的场所，又是商人、官员、文人们议事与暂住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1000多所万寿宫，其中建造最多在是四川省，共有300多个，而在北京的江西会馆(万寿宫)从明初的14所增加到清光绪年间的51所，占北京387所会馆的13%。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赣商的名、言、事如此割裂，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却硬被拉到一起，后果可想而知。

　　赣商仅仅凭借财力显赫一时，我们既看不出多强的商味，更无从发现多少能与现代商会衔接的点，他们更像是江右土地上一群群的有钱人毫无逻辑地拼凑而成的一块大杂烩。因为富裕的只是金钱，缺少的却是商魂，有钱无魂的赣商，没有一个领商人物，也是顺理成章。赣商从一开始勃兴时就可以预期，它要随着帝国制度一同轰然坍塌。

　　权力的劫难

　　专制帝国注定承载不了经济繁荣。这也是封建帝国自秦始皇以来，中国一直将商人排在末位，不遗余力地进行冷落与打击的根本原因。

　　赣商没能陪着帝国制度慢慢变老，因为帝国制度在1911年已经被升天了。但后患是，赣商商帮从骨头到血脉，基因的密码，也全是中国帝国制度打下的胎记，余下日子的命运，除了为帝国制度陪葬，没有活路。

　　事实正是，近代以来，帝国制度已无法适应财力社会的自由需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交通格局首先发生了巨变。随着京汉、粤汉、津浦等铁路的修通，水运变陆地，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冀豫，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而长期受帝国制度意识形态的浸染，在观念的更新上，江西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上的湖广、苏皖等地。1895年《马关条约》后，辽东、山东、云南、广东等地相继被纳入外国资本势力范围，国内民族资本开始生长，渐成气候。江西既没有吸收外国资本的条件，又没有较大的民族企业，赣商长时期的个体、小本经营，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全国经济模式的转变。

　　如此，赣商作为中国帝国制度下一个商帮的活标本，与帝国制度一道，没能摆脱被淘汰的命运。

　　如今，作为脱胎于传统商帮的赣商商会，在酝酿新的崛起，包括张果喜、王翔、王再兴、王文京等一批民营企业家，在极力树立新形象，试图复兴赣商曾经的辉煌。但问题不在于他们个人的商业能力，而首先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商人的群体，他们发展现代商会可资吸取的精神资源在哪儿？

　　这是一个问号。

　　2007年，江西首届赣商大会在《湘商宣言》发布后紧锣密鼓地召开，不排除赣商是受了湘商的激发才有的行动，毕竟湖南跟江西人同源，地接壤，两者在不少地方有相似之处。当年朱元璋血洗湖南，土著几近绝迹，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湖南人从江西迁徙而来。江西填湖广，湖南人多是江西人的后代，比方我的祖籍追溯也到了江西。但江西可能忽视了，湖南与江西已大异其味，毕竟，湖南古来四塞之国，原始野性、自然质朴，与中国主流文化并未接轨——甚至还是干脆唱反调，比方儒家鼓吹不语“怪力乱神”，湖南湘西就专语“怪力乱神”——湘商在实业上有洪江古商城，湖南人在社会理想上，有批量的伟人接力，成功实现了经营天下，江西困于小农意识，小本经营，小打小闹，乏善可陈。

　　在共和的世纪大背景下，权力社会还将进一步被淡化，财力社会还将发育成熟，并进一步完善，契约理念与公民精神，对中国的商会必将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基于此，我以为今天赣商要发展壮大，商会急着要做的，首先是盘算清自己的精神资源。只有轻装上阵，才有望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