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制衡权力 驾驭资本

　　马连鹏

　　编者按/ 阶层分析不仅是考察社会转型的重要参照，也是社会公正研究的一个主要范式。近日，著名学者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最新修订本）》出版。书中通过详细而权威的数据资料与研究成果，梳理了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演变及现状，并探讨如何促进阶层流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本报就此话题专访了杨继绳。

　　权力不受制衡是阶层分化的根源

　　《中国经营报》：最近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民间的很多愤怒都指向了当事的官员。在你看来，现在民间和官员的矛盾是阶层间的主要矛盾吗？民众对官员的这种不信任是怎样产生的？怎么解决？

　　杨继绳：当前中国人不得不面临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没有被制衡就产生官民矛盾，由此而产生仇官；资本没有被驾驭就产生劳资矛盾，从而产生仇富。由于权力至上，资本有时还是服从权力的。权力不受制衡，权力控制市场运行、参与市场交易。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一切罪恶的渊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

　　《中国经营报》：其实，民众在对一些公共事件表达不满情绪的背后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国人在精神层面出现了缺失，从而无舍可守，这种失落感是怎么产生的？

　　杨继绳：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在最新修订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知识分子”那一章讲到“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实际是全体国民苦闷的反映。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社会财富多了，大家的物质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这给全社会一个错觉，好像经济就是一切。人们的物欲如冲开闸门的洪水，四野横流。物欲的浊浪，冲垮了精神大坝，冲垮了制约人的劣根性的一切道德和法规。在经济交易中的市场准则，无限制地推广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权力、良心、人格都可以出卖，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通行无阻。金钱统治世界，物质上的追求没有止境，人们都被抛在市场经济的高速传送带上，只好听任市场摆布。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早就崩溃了，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失落，困惑，忿懑，神不守舍由此而来。

　　《中国经营报》：今年有两个话题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个是“到体制内去”，很多早年下海的人，想方设法回归体制；另一个是“移民”。你怎么看这两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杨继绳：“到体制内去”一是指到垄断国有企业中去；二是到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去。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当今，垄断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务员是收入最高、工作最稳定、风险最小的两个行业。公务员招考几千人争一个公务员的名额，平民子弟是很难“到体制内”的。这两个行业取得了超国民待遇的地位是改革倒退的结果。移民倾向增强有多种原因，一是国内阶层固化，就到国外找出路；二是对国内的前景持忧虑态度；三是贪官出逃。

　　阶层固化很危险

　　《中国经营报》：阶层固化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民间也有对“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不满情绪。什么原因使得阶层固化？阶层固化有什么危害？

　　杨继绳：“二代”现象是指官员、富人、穷人的第二代继承了他们父辈的社会地位，是阶层的世袭。当今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干部子弟世袭。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最接近审批权的通道。干部子弟最接近权力。干部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干部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接近权力→拉拢干部子弟，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让干部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官二代”“富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教育是提高社会地位重要的阶梯。中国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平等。现今，农民子弟上大学比过去难多了。在教育不公正的前提下，近年来又出现就业不公正。穷人的孩子好不容易有了较高的学历，却找不到好工作。因为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岗位被继承了。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有的靠借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原来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现在，这条路也快堵死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阶层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阶层一旦固化，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阶层固化有加剧阶层摩擦和阶层冲突的危险。

　　《中国经营报》：最近反映下岗职工生存状态的电影《钢的琴》上映，财经作家吴晓波称其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劳工神圣”这种自豪感是怎样在工人阶层中失落的？还有重建的希望吗？

　　杨继绳：《钢的琴》这部电影我没有看，但看过介绍和评论。这部半似挽歌半似忧伤的作品展现了改革后工人地位的变化和精神的失落。“劳工神圣”既是道德追求，又是政治口号。作为道德追求，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但是，多年来，“劳工神圣”只是政治口号。上世纪70年代，我在天津进行过工人状况的调查。他们工资很低，居住条件十分恶劣，职业病很多，我在书中有详细的记述。但是，那时“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没有失业的忧虑，有的一家两三口人、两代都在一个工厂里上班。“以厂为家”，离了厂就没有家，企业是生存所依，也是精神家园。

　　工人的命运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变化的。多年来，国有企业技术停顿、产品落后，效率低下。1995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5％。1998年，三分之二的国有企业亏损。当时，提出“三年解困”的时间表。措施是：国有资产重组、破产、兼并，对小企业实行租赁、拍卖。国有企业数目由1997年的26.2万户，减少到2001年的17.4万户。2002年，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比1995年减少了4072万人，减少了37％。4000多万工人离开他们长期依赖的生存基地和精神家园，被无情地抛向了市场。这中间有多少悲伤和离愁！

　　改革应遵循公意

　　《中国经营报》：在你的书中谈到红顶商人已经在中国存在很久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阶层向正常商人的蜕变？

　　杨继绳：所谓“红顶商人”就是依靠公共权力发财的商人。一旦权力受到制衡，有权的和接近权力的人不能靠权力发财。没有“红顶”的荫护了。“红顶商人”有的坐吃山空，有的演变成真正的商人。

　　《中国经营报》：农民是沉默的阶层，近些年来，最高层自上而下给予关怀，但农民自己是沉默的。你怎样看今后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

　　杨继绳：农民历来是沉默的大多数，历代政治家都不敢忽视这个沉默的大多数。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把“三农”放到重要地位。最近几年，又免去了农业税，给种粮补贴，增加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这些措施对稳定农村和稳定粮产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现有的耕地面积，5000万个劳动力就绰绰有余了。现在已经有两亿多农民进城务工，还将有两亿多农民继续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这么巨大的人口流动如果不顺畅、不公平，将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农村的问题将转化为数亿农民向非农转移的问题。城乡差别演变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差别，农民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农民工问题。数亿农民转向非农产业的矛盾更多集中在城市。

　　《中国经营报》：你曾谈到一个让人绝望的倾向：既得利益者利用改革取得利益并使既得利益合法化。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突破？

　　杨继绳：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政策性不公正。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制度性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强大，足以影响社会合力的方向，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凡是有损强势群体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强势群体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然而，按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定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有制度上的原因：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强势群体过于张扬，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要突破“车夫困境”，就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怎样建立这套制度体系呢？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给出了答案：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以前三十年，国家对工人没有给予足额的工资。所谓足额工资，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价格，它包括：衣食住行、退休养老、医疗保险、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费用。而国家支付给工人的只有低质量的衣食，干了几十年，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现在要让工人离开企业，就必须补偿足额工资和实际支付的差额。有些企业实行“买断工龄”，给下岗工人一点补偿，这点补偿同工人应得的相比微不足道，有的连这一点也没有拿到。中国工人为国有企业改革支付了成本。时间已过了八九年，下岗的伤痛可能痊愈，但改革过程中不公正成了工人永远之痛。

　　在企业改制的过程中，企业的经营者占主导地位，政府处于被动地位，职工处于被宰割地位。没有民主、公开、透明的程序，黑箱操作，闭门分赃。一夜之间，厂长变成了老板，工人变成了他的雇工。

　　国企改革撕下了“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块虚伪的面纱，还工人以本来面目：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既然政治意义上的自豪感本来就是虚幻的，去了又何妨？现在关键问题是：他们要有自己的工会，工会应当是工人利益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