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 回归正常是排在第一位的事情

　　肖明 华颖

　　 在中国这个“急之国”里，“快进”是一种常态。但快速增长之际，巨型经济体也留下了擦痕。

　　 7月23日发生的动车追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京沪高铁开通1个月内，事故不断。事故背后的一个细节是——该工程被认为存在赶工期的问题。

　　 宏观层面上，今年上半年除了北京、上海、浙江三地，其余省市的经济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但与此同时，全国没有一个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能跑过经济增速。

　　 高铁事故的发生，是否敲响经济放慢的警钟？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该吸取什么教训，注意些什么？带着上述问题，记者于8月5日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

　　 范剑平长期在国家发改委系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参与过许多国家级重要课题的研究，对宏观经济政策、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等颇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不要“人造优势”

　　 《21世纪》：近期中国高铁频出问题，高铁施工期人为缩短，这种大干快上的风险，你怎么看？高铁要安全第一的同时，经济是否也要放慢速度呢？

　　 范剑平：高铁缩短工期是过去政府性主导的投资模式所犯的一个通病。在这个“快”的过程中，往往牺牲的是质量和安全。高铁出现这么大的事故，说明政府旧的投资理念和投资体制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

　　 最近网友总结的“桥坚强”、“桥脆脆”很能代表问题。五十年代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所建的建筑质量如此之好，而近三十年的很多房子都频频曝出质量问题。中国的GDP在30年来，确实是高速增长，但真正积累下来的、可以造福于民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

　　 很多大干快上的项目，过了几年之后就出了问题，要么拆掉，要么就花更大的成本修复，这造成了投资率高、但投资效率不高的怪象。经济的发展应该是要造福于民，这种投资模式必须赶快转型，因为中国可能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说应该放慢速度，回归正常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事情。

　　 《21世纪》：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目前仍很快，各地仍在大兴投资，与此同时消费率却很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并不平衡，中国的增长是否要降低速度呢？

　　 范剑平：这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而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问题。

　　 长期以来，为了追求高速度，总是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投资又是政府主导型的。其实，应该要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

　　 如果国家能在收入方面，更多地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做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让公众在决策的时候愿意更多地去消费，这样带动经济增长才是更加实在的。

　　 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可以说是人造优势，经济增长的基础很虚、很空，尤其是和老百姓的福利离得很远。中国应该从这种经济模式中赶快转型。

　　 GDP排名后四省市能有8%增速实属不易

　　 《21世纪》：很多预测认为十二五末期随着人口红利结束，潜在增长率将下降到7-8%。你认为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才是合适的？

　　 范剑平：我们对中国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和这一数字，还是有一点差距。十一五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0.3%。但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回落。

　　 经过测算，据保守估计，十二五时期，如果各方面的调整比较到位、宏观调控政策运用得当，这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应该可以保持在9%左右，比十一五期间只降了一点几个百分点，但不至于降到7%、8%的水平。这种预测可能更多是一种年度水平，平均下来可能不至于，尤其今年我们认为可能会保持在9%或更高一点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依靠潜在增长能力，就能实现9%的增长速度，那对我们国家来讲，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不需要政府的大力刺激，它自己本身该增长多少就增长多少，这样才更加真实。

　　 在目前的情况下，既然有了对潜在增长能力的认识，那么实际的增长速度应该尽量靠近这个水平，不要过高或过低的偏离这个水平，这是把握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一个重要角度。

　　 《21世纪》：日本和美国在成为世界大国之前，曾遭遇过几次经济危机，中国现已高速增长30年，也隐藏着这样的危机吗？

　　 范剑平：很多人说中国是不是要面临像美国那样经历1929-1933年的大危机、大萧条，或者像日本九十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长达二十年经济几乎是零增长的局面。但我认为不太可能。第一，美、日本出现危机的时候，人均GDP比中国目前要高很多；第二，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增长速度，那中国将来很可能就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所以应该对过去片面追求快的想法进行反思，甚至好多人认为应该放慢，这样想法的出现，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是也不能走向极端，认为中国

　　 不需要速度，好像自然而然就可以推动经济。对于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而且还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在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之前，一定要抓住战略时机，提高效益。所以不能用一种情绪去掩盖另一种情绪，由过去片面追求快，走向另一个极端。

　　 《21世纪》：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各省的数据出来，今年北京GDP增长指数是8%；上海GDP是8.4%；广东和浙江分别是9.9%、10.2%，这几个地方经济增速分别为全国的倒数前4名，对此你怎么看？

　　 范剑平：这些城市正在经历着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比如像北京，上半年GDP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已超过76%，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后工业时代的经济。

　　 现在仍然能够保持8%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相当了不起的。很多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5%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一般没有高于5%的。北京现在还能保持在8%，是享受了我们国家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双加速阶段的外围环境优势。

　　 上海和沿海发达地区，可能都和北京一样，经济增长处于工业拉动到服务业拉动的转化阶段，速度放缓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一个国家国民福利提高的过程，所以不能简单地跟中西部地区的速度相比，因为身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不是价格问题，不是速度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21世纪》：上半年全国无一地方居民收入跑赢GDP，北京的居民收入增长甚至只有4%，目前银行存款实际利率为负数，对于这种居民收入增长不如GDP的情况，你怎么看呢？

　　 范剑平：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和GDP同步，作为一个五年发展规划的目标，今年上半年完成得并不好。这主要因为很多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措施还没有推出。

　　 这说明，未来真正需要下功夫的，并不是提高GDP增长速度，而应该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使城乡居民收入逐步赶上GDP增长速度。这个才是各地政府未来十二五时期更重要的任务。

　　 《21世纪》：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你有什么建议？中国是否还应该主动降速？

　　 范剑平：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简单地说，应该加速还是减速。因为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周期性的变化，它们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十二五规划的战略思想，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不能说目前价格水平过高，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怎么样，就觉得经济结构调整或者转变发展方式，好像可以推一推、缓一缓。

　　 对中国来讲，真正的发展障碍既不是价格问题，也不是速度问题，关键是经济结构能不能很快地调整过来。从现在来看，上半年结构调整的进展并不是很理想。

　　 节能的任务目前只有一部分省市完成得很好，现在仍然是依靠消耗大量的能源来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收入分配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政府税收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这都说明，还要把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调结构、转方式方面，不要因为短期的一些矛盾，而影响了在调结构方面的决心。

　　 综合发展指数 人均GDP

　　 北京 1 2

　　 上海 2 1

　　 天津 3 3

　　 江苏 4 4

　　 浙江 5 5

　　 广东 6 6

　　 福建 7 10

　　 辽宁 8 9

　　 山东 9 8

　　 湖北 10 14

　　 重庆 11 13

　　 吉林 12 11

　　 江西 13 25

　　 陕西 14 17

　　 湖南 15 20

　　 四川 16 24

　　 海南 17 23

　　 内蒙古 18 7

　　 黑龙江 19 15

　　 广西 20 27

　　 山西 21 18

　　 河北 22 12

　　 安徽 23 26

　　 河南 24 19

　　 云南 25 29

　　 宁夏 26 16

　　 新疆 27 21

　　 贵州 28 31

　　 甘肃 29 30

　　 青海 30 22

　　 西藏 31 28

　　 2009年各省（区、市）

　　 综合发展指数与人均GDP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