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转型新角色

　　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将金融资源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经济以市场化的透明方式转向更有活力的私营经济。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中介模式应该为实现这种平衡做出贡献

　　文/刘俏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金融的本质是将资金富裕方手里的钱转移到资金需求方手中(即将储蓄转换成投资)。中国经济三十年来高速发展，投资居功至伟。然而，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发展中逐渐呈现出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正对金融中介模式提出挑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意味着金融中介模式也需要转型。

　　中国过去极力推行的出口导向性政策正形成大量外汇储备，迄今已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激增，增加了流通中的基础货币数量(因为央行必须用人民币购买外汇)，从而增大了国内通胀压力。大量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度，投资外汇于海外资产，其风险和收益的动态变化无疑会增强国内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更为甚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不平衡也给了欧美国家以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刺激出口的口实。

　　值得注意的是，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激增只是表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形成的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高储蓄率。在投资率已经高企的现在，降低储蓄率成了最可行的方法。降低储蓄率，要求增加内需，而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46%降到了2007年的35%， 近年更是逼近30%这个水平……

　　直面这些结构性问题要求我们的金融不再是以简单的中介方式吸收存款再投向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投资领域。新一代的金融中介需要以一种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国际经济不均衡、金融资产定价扭曲等等中国经济成长中的结构性问题，而中国金融体系怎样去应对这些结构性挑战，直接界定了中国下一代金融的内涵与外延。

　　在我看来，今后五至十年，帮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中国金融应着力实现下面五组平衡：

　　增长经济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间的平衡。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仍很重要，但不再是压倒一切。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着力提高个人收入水平、提升消费，将金融资源从效率相对较低的国有经济以市场化的透明方式转向更有活力的私营经济。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中介模式应该为实现这种平衡做出贡献。

　　提供融资和避免资产泡沫之间的平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投资仍将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这要求金融体系保持向实体经济注入流动性的能力。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经济易出现资产泡沫的特质。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缺乏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同时实体经济因多年超常投资形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很容易转向流入规模本来就小的金融市场，从而对泡沫的形成推波助澜。走向未来的中国金融应该着力实现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金融自由化与监管之间的平衡。资金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仍是严格管制的。严格管制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中介缺乏创新，盈利模式简单，很难应对经济结构转型对金融中介服务的种种要求，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过度的金融自由化，尤其是以绕开金融监管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健康的危害。拿捏金融创新与科学监管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

　　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中还存在相当规模的非正规金融。如何界定非正规金融并对其规模做出合理评估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所做的贡献。拿捏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平衡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制度完善使得非正规金融能够浮出水面，最终被纳入正轨金融体系之中。当然，这需要时间。

　　人民币的崛起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平衡。我们的金融是建立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基础上的。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资本账户不开放等等，深刻地影响着现有的金融中介模式。可以说，我们习惯了做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而不知道该如何做价格制定者(Price-Setter)。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而人民币的崛起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将愈演愈烈。如何主动出击，将一个国际化的人民币纳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金融的未来。

　　我们需要的金融要具有前瞻性，能够直面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并能够在发展中逐步完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