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步入均衡时代

　　罗天昊

　　日前，中国上半年各个省区市统计数据出笼，九成省区市GDP增速同比回落,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环渤海等发达区域降幅较大，中西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小。其中，北京更是以8%的增长率“敬陪末座”。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已经逐步出现了GDP中西部增速超过东部沿海的现象，以最近3年为例，2008年至2010年，浙江省的增长率分别为10.1%、8.9%、11.8%。广东为10.1%、9.5%、12.2%。而同期，西部的陕西为15.6％、13.6%、14.5％。西南的重庆更高达为14.3%、14.9%、17.1%。陕西和重庆的3年复合增长率，比浙江和广东高出大约5个百分点，差别惊人。而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中国国家战略的变化。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从今年上半年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来看，这样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

　　内需主导与国内市场统一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历经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崛起，亦凸现了一些初具实力的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三角、长三角；而在这些区域，也崛起了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北上广深。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的经济困局，迫使中国重新考虑国家战略。中国长期以来的非均衡战略，导致了中西部的塌陷，在东部沿海区域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对于国家战略的整体压力尚不明显，但是，近年来，沿海区域增长放缓，使国家迫切需要新的增长区域，另外，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需急剧萎缩，未来内需对于中国经济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国家战略，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全国性崛起的均衡战略。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次普惠式的众多国家战略规划的出台，其操作模式，更多的是地方先拟定计划，再获得国家追认。其时间俱短，天女散花式的国家区域政策出台，各个规划区雨露均沾，均难以获得特殊照顾。

　　这与此前中央政府单方面拟定计划，有很大区别，从深圳在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的浦东开放，以及到21世纪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间间隔均有十余年，中央政府都是经过了长期谋划，然后集中全国性物力财力，进行重点投入。

　　纵使如此，获得国家战略的眷顾，仍激发出了各个地方的强劲发展激情。各个区域实现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的雄心，如野火般蔓延。

　　中国前期的国家级区域规划，最后都形成了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北上广深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今后，中国在均衡式发展战略之下，将诞生更多的经济中心。最近几年，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中原城市群等逐渐崛起，中部经济版图隆起有望；而重庆、四川、陕西、新疆等西部区域，发展亦非常迅速；此前的重工业基地东北，在经过改制之后，面貌焕然一新；北部的内蒙古，则出现了被称为“小香港”的鄂尔多斯等新兴城市。中国实现整体性均衡崛起的宏图在望。

　　而确立均衡战略，需要两个前提，其一是统一的国内的市场，其二是内需必须占主导地位。

　　中国的内需对经济的贡献不足40%，而全球发达国家，普遍达到了70%以上。“外贸立国”的结果，是拥有出海口的各个沿海城市发达，而广大内陆则被遗忘。只有内需成为主导，众多内陆城市才有望实现崛起。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去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60%以上，亦严重挤压了内需。如浙江、广东等很多内生性发展的区域，反遭遇危机。

　　目前，中国内部市场不统一，主要是诸侯经济所致。地方的发展冲动，既是各个地方蓬勃发展的动力，亦导致了各自为政。19世纪中晚期的美国，正是在打破国内关卡，完成全国市场统一之后，才实现了整体崛起。而在这个方面，中国存在着巨大的隐忧，仅就关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费高速公路，都在中国，对于中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阻力。

　　全方位变革方可造就均衡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期才出现。

　　中国目前的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甚至是漫长的停滞期，目前，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GDP增速的下降，但是，当前90%以上的中国省区，99%以上的城市，都将未来GDP增速定为10%以上，其未来持续发展的引擎何在？

　　要想继续创造奇迹，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变革。

　　以深圳为例，其所以能够30年内从一个渔村崛起为中国内陆最伟大的城市，不仅仅因为它在经济发展方面最有效率，诞生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万科等优秀中国企业，更在于其在制度创新方面，在全国领风气之先，其社会管理水平在国内一流，而在社会文化领域，深圳则以其开放、宽容、博大、多元为特色，成为中国最具开放的活力之城。

　　城市如此，区域如此，国家亦如此。

　　“十二五”提出了转变未来发展模式，而这种转变，亦将是多重的，中国未来需要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改革经济领域，要彻底告别“跛足巨人”。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企业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江商学院前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家、城邦及企业竞争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