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主办单位涉嫌“不诚信”

作者: ■本报记者高鹏实习生尹迪

　　2011年3月，天津市河西文化局与大津酒集团签订演出合作协议，确定大津赞助在天津举办艺员费翔的专题演唱会，合作协议约定了以下事项：

　　一是大津酒集团出资负担该场演唱会的联络、报批、组织、付酬、宣传、场地、接待、票务等费用。并于签订合作合同后向河西文化局一次性支付。

　　二是本场演出坐席票数约1900张，其中400张由河西文化局使用，其余1500张票由大津酒集团作为答谢客户、产品推广、品牌宣传活动使用。

　　三是演唱会的主流宣传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网络和户外广告等，达到以多种方式宣传活动并给予赞助商回报的预期效果。

　　合同签订后，大津酒集团支付了全部的前期活动费用。在确定了2011年7月22日演出后，从2011年4月1日开始，大津酒集团为此项活动成立了专门组织策划机构。以此为商业促销活动契机，对旗下的各销售网点开展了卖大津酒送演唱票的促销活动，并且还向公司的全部VIP客户开展送票业务活动。根据后来统计结果，在促销期间对VIP客户送演出票200张，业务促销送演出票1200张，共计送出演出票1400张。

　　然而在7月6日大津酒集团突然接到河西文化局通知，告知本次演出歌手费翔不能出席，演出活动取消。

　　如此变化使大津酒集团的本次宣传促销活动宣告失败，在市场上造成了一次无法挽回的恶劣影响。虽然在得到不能演出的消息后，天津河西文化局在当地某报纸广告版登载了取消本次演出的一则告示，但大津方面认为，由于报纸并不能使每一位持票者都能够看到此消息，即便是看到了消息，消费者花钱买酒获得赠票却不能观看演出，由此对大津酒集团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是不能靠一则停止演出公告就可以消除的。尽管大津酒集团做了不能演出的解释，但消费者对大津酒销售活动和大津酒品牌形象所产生的质疑已经形成。

　　在宣布本次活动被取消之后，大津酒集团根据客户和特邀经销商的要求，及时采取了退酒退票，以票兑换大津酒的补救措施。本次演唱活动不但没有给大津酒集团带来商业利益，反而损害了大津酒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给大津酒今后的销售活动留下了极大的隐患。为了解决这次事件的不良影响，大津酒集团直接损失高达数十万元。

　　对此，河西文化局称，费翔违约属于“不可抗力”，他们没有责任，赞助商的损失无法补偿。

　　法律界人士指出，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作为主办单位的河西文化局和费翔的经纪人，他们不诚信的行为对已经签约的商业客户和持票看演出的消费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小视的。

　　首先从法律层面上看，河西文化局作为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他们除了和本文涉及的大津酒集团发生的法律关系外，还会与演出剧场发生合同关系，与费翔经纪人发生合同关系，也会与其他广告协办单位发生合同关系，这些法律关系就是一个链条，哪一个环节都不出现断裂，才能将整个活动搞好，否则就会发生事故。在这个演出活动链条中，无论哪一个合同违约，都会影响到其他合同的履行，因此在所有的法律关系中，只要有违约就应当由违约责任方承担其违约给他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损失不应当仅限于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当包括因违约所造成的间接损失。

　　其次，从商业经营的法律关系上看，每一项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但是还有更深远的一项意义，就是在特定的消费人群里通过文化活动，树立自己产品商业品牌形象，而企业的品牌形象对于企业本身来讲就是无形的价值和资产。如果商业文活动策划失败，不但消费者没有享受到文化艺术享受的目的，同时也损坏了依此活动销售产品的品牌形象，也会影响到参与演出的艺术家在观众心目中的人格形象。虽然这两个方面可能在商业策划中很难作为违约条款写进合作合同之中，但是这种隐形的社会影响，在法律层面和实际生活中是存在的，这些也应当是间接损失应当考虑的因素。

　　第三，从商业经济策划的风险防范与增强商业信誉的角度上分析，在进行任何一项商业经济策划当中，应当事先对策划的整体进行商业评估和分析，也就是这项商业活动的关键环节在什么地方，哪些地方是可以替代的，哪些是不可以替代的。对于那些不可替代的主要合同的履行方，应当在签订合同时设计更多违约赔偿的直接经济损失、间接经济损失和商业信誉损失的违约责任条款，这些条款的设立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更有利的约束当事人履行已经签署的合同，另一方面是在一方违约时，能够使守约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多方当事人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促使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增强商业信誉和履行合同的责任感，遵守商业契约的自我约束能力，并且以法律作为履行商业契约的救济保障。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策划的自我约束能力。

　　不过，大津酒集团——这次商业策划中的最大受害者却无奈地表示，通过法律手段能够挽回的仅仅是金钱损失，商业信誉和品牌形象所遭受的质疑和损失又如何挽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