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太阳打药

　　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阳光直射在刘培胜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

　　大里罕村在大部分事情上自给自足，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交换几乎全无。10年前，无节制的农药喷洒令这里的棉田变成有毒的土地，每年收获的时候，收棉站留下了棉花，将棉籽榨成黑色的油卖给村民。

　　生于此、死于此，土地是农民的全部。像是一种逃离不了的宿命，尽管村民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但几乎这里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的亲戚。

　　大里罕村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威县七级镇。根据当地口耳相承的传说，这个镇的名字可以远溯唐朝。

　　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曾在此地落难并为乡民搭救，后来做了唐太宗特旨褒奖：“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自己种的，没打药”

　　刘培胜和妻子宋化胄是大里罕村的村民，他们种了12亩棉花，有两个孩子。儿子在北京读大学，学校位于延庆县，叫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她还有一个女儿。

　　“这是我姐的女儿，我替她养，她没了。”宋化胄说，没了就是去世的意思。

　　11年前，宋化胄的姐姐宋陆盈40岁，她经常觉得吞咽东西时，会在喉咙的地方卡一下。等到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是食道癌晚期。家里人带着她去石家庄肿瘤医院做了确诊，知道没法救，就回家了。每天吃吃药、输输液。半年后，彻底不能吃饭，饿死了。

　　宋陆盈有3个孩子，都是女孩，她去世的时候，最大的孩子只有13岁。在去世之前，宋陆盈把最小的女儿托付给了宋化胄，“我身体不好，你先帮我带带她。等我病好了，再接她回去。”整个托孤的过程只有这一句话。

　　“她心里明白她好不了，说这个话，就是把孩子给我了。”宋化胄说：“她丈夫一人管3个孩子，管不过来。

　　他也是个干地里活的，还有他妈要养，养不起3个孩子。”宋陆盈的另外两个女儿，一直跟着爸爸。

　　“这个女孩叫刘青波，正好也姓刘。”刘培胜说。

　　刘青波来他们家的时候，只有7岁，现在已经18岁了。据刘培胜的儿子说，刘青波是一个在外面很外向而在家里很内向和沉默的孩子，这种情况一直到上了高中才改变，“上了高中之后，和家里面交流多了。”

　　宋化胄是张庄小学的老师，大里罕村和隔壁的张庄村共有一所小学，位于张庄村。这所学校的一二年级，每个老师带一个班，这个班所有的课，都是这个老师教，不分科目。宋化胄就是一名低年级的教师，她一天要上8节课，早上4节，下午4节。现在放暑假了，她才有时间陪丈夫下地。

　　7月10日上午9点，刘青波倒班回家，对于她来说，“家”在大里罕村。她的亲生父亲和二姐都外出打工去了，大姐已经嫁人。她在东柏悦村的“家”已经没了。

　　刘青波在威县的中国石化(7.20,-0.03,-0.41%)(600028,股吧)胡帐加油站工作，是加油工，每月收入是1000元。她做这份工作，是因为她有一个亲戚在这个加油站工作。这个加油站的工作制度是：连续工作24小时，再休息24小时，每天早上7点换班。她刚上完24个小时的班。

　　3个月前，刘青波从威县一中的高一退学。“我当时劝她了，她自己非要退学。我想让她把高中读完，然后考大学。”宋化胄微笑着，不断重复这句话，她还是不愿意接受养女退学的事。

　　“这个孩子很懂事。她中考成绩不太好，上威县一中，一年要交4000块钱，三年要交1万2。她可能是因为这个，不愿意上了。”宋化胄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钱，但我愿意交。”

　　“我就是不想读了，死活也不想读了。没有原因，就是不想读了。”刘青波后来说，语气中带着混不吝式的执着。

　　刘青波每周才回家一次，宋化胄决定炒一点荤菜，再买点凉菜、熏肉和啤酒。

　　“我去买吧。”刘青波说。刘培胜从口袋里掏出钱给她，刘青波推脱掉了，没有拿。她买了7块钱的肉，13块钱的熏肉，10块钱的凉拌菜和9瓶啤酒。在平时，刘培胜家不会这么铺张，他们吃的大部分蔬菜是自家田里产的，还有一些是亲友馈赠的，比如食用油来自他叔叔刘丙方棉田里间种的花生。

　　刘培胜去地里掐了点豆角，用来炒肉。在他家的棉田里，间种着很小面积的豆角、黄瓜、茄子和南瓜。

　　“就够自己吃。”宋化胄说，冬天他们会种大白菜。

　　吃完饭，宋化胄抱来了一个西瓜，“这是你大伯家地里种的，没打催熟剂和膨大剂，特别甜。”宋化胄一边切一边对刘青波说。在这个村庄里，“自己种的，没打药。”这句话经常能听到，村民们很热衷于介绍食品的来源和种植方式。

　　“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每逢农历的一和六，大里罕村隔壁的张庄村会有一个小型的农村集市。集市上有服装、日用品、农药和食品。7月11日是农历六月十一，这天早上7点，就有陆续来赶集的大里罕村和张庄村的村民，对他们来说，未来5天所需要的都要在今天的集市上采购。

　　到了9点多，刘培胜也来了。

　　卖菜的人也都是这一带的村民，蔬菜主要有南瓜、北瓜、豆角、黄瓜、西瓜、冬瓜、蒜、洋葱、韭菜、西红柿、土豆、茄子、香菜等等，和当地农民种在房前屋后的品种差不多。“这是家里种，自己吃的，吃不完才拿来卖。”一个卖菜的农妇指着韭菜说，言下之意是没打农药，在这个集市上，这是最重要的卖点。猪肉是张庄村一个屠宰户提供的，他也不断向别人强调，猪是自己养的，今早刚杀的，某某人看见了，可以作证。

　　这些食品没有人监测，靠的是大家的亲友关系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信用。食品供应在这个小圈子里完全是封闭的，自己种，自己吃，和外面的商品经济全不相干。

　　刘培胜的父亲刘丙坤是大里罕村的村医，今年64岁，从43年前开始他就是村里唯一的医务人员。刘丙坤1965年在威县卫校学习过3年，又在农村实习了两年，就开始独立行医。上世纪80年代，县里面给了他一个“医师”的资格证书，这个证书不能在全国范围使用，只在威县获得承认。

　　今年7月1日到10日，刘丙坤共开出了23张处方，绝大部分的金额都在10元以下。“夏季是淡季，冬春季节是旺季。”刘丙坤说。

　　10年前，村民最畏惧的病是癌症，特别是食道癌和胃癌。“10年前，年轻人死于癌症的多一点，这10年很少了，一年只有一两个了，以前一年有三四个。”对于目前这个发病率，刘丙坤已经很满意了，“别的村都是这样的，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我们村得癌症的不多—仍然住在大里罕村的村民都这样说，他们的衡量标准是隔壁村，他们不愿意承认“癌症在自己身边”。虽然在这个村庄，几乎每个人都有得了消化系统癌症而死去的亲戚。

　　“农村人没有体检，一发现就是晚期。”刘丙坤说，一般发现之后，就不治疗了，动手术要花好几万。

　　“多活两年又怎样，少活两年又怎样，发现了，就活六七个月拉倒。”对于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消化系统的癌症患者，刘丙坤说：“我闹不清楚，这是个谜。”

　　“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特别多，前一段时间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发现全村820人中，有200多有高血压，最年轻的才30多岁。”刘丙坤说，“可能跟打农药或者催化剂有关系吧，我也闹不清楚。”

　　“这也是个谜。”

　　除了行医看病之外，刘丙坤还有两亩棉田。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葱、黄瓜和玉米。“院子里的菜都是自己吃的，尽量不打药，如果闹虫子实在太厉害了，也要打一点。但是少打一点，药稀一点。”

　　从1993年到1999年，刘丙坤担任过大里罕村党支部书记。“现在村领导太好干了，以前我们到处问人家要钱，征收夏粮，收农业税。现在不收农业税了，一亩地还补贴农民35块钱，发钱谁都高兴啊。”刘丙坤说。

　　接替刘丙坤做村党支部书记的是李子玉，他是2000年上任的，现在每年有五千多块的补助，他儿子在外面打工赚钱，每年给他一些，他已经不种田了。他家的院子里种了茄子、豆角和丝瓜，“都是自己吃的。”

　　在2005年彻底取消农业税之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从15人锐减到3人。原先村里是有一个农业技术员，2000年左右退休了。此后，村里就再也没有农业技术员了。

　　“农业税取消之后，农药、种子、化肥的价格就上涨了一倍。”李子玉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结论和他的前任一样：“我也闹不清楚为啥，这是个谜。”

　　刘培胜并不认为这是个谜，“这边减了，那边国家还得要收回去吧。”这是他对这件事的理解。

　　刘培胜这次赶集没有买菜，他在集市上买了4瓶农药，包括3瓶敌敌畏，每瓶290克，售价7元；一瓶棉虫净，售价13元。

　　“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

　　大里罕村所在的威县是棉花主产区，棉花总产连续15年居河北省第一。大里罕村有1200亩耕地，除了20亩外，其余都是棉田。在棉田的中间，一小块花生或南瓜这样比棉花低矮的植物，静静地爬着；玉米、高粱和向日葵(21.280,-0.37,-1.71%)这些高大的植物，骄傲地站着。它们是当地村民的食品，享受着不被打药的待遇，默默注视着身旁那些满身农药的棉花。

　　7月9日清晨5点，阳光毛茸茸的，刘培胜和宋化胄夫妇推着三轮车走向棉田，三轮车上装着4桶水、9种不同的杀虫剂、两个针管、一瓶汽油和一台机动喷雾器。

　　他们并不是起床最早的，5点钟，棉田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棉田边上的村道上，拉着水桶、喷雾器和杀虫剂的三轮车来来往往。在路边，常看见一小片枯黄的棉田。

　　“这是打药打死的。”刘培胜说。

　　刘培胜、宋化胄夫妇种的12亩棉田中有4亩是自己的，剩下8亩是租种的。这12亩棉田并不在一起，而是分成了9块，遍布在全村。

　　三轮车停在田边，宋化胄开始配药，9种杀虫剂，有一种粉剂，其他的是药水。粉剂叫“啶虫脒”，用量每次是一小包，药水的用量各有不同，有些是15毫升，有些是10毫升。宋化胄用一个打针用的针管，照着上面的刻度，将药水从药瓶里抽出来，再注入水桶中。

　　“针管是他爸给的，这是他打完针剩下的。”宋化胄指着丈夫说。配出来的药水是奶白色的，宋化胄一边用树枝搅拌，一边说：“每种药用多少，是我丈夫告诉我的，他是听卖药的说的。”他们两个都没有看过印在药瓶上的使用说明。

　　这些农药是在七级镇买的，七级镇只有一条街，大部分商店卖的都是和棉花相关的种子、农药、农具。刘培胜买药的店叫“刘三农药”，他每两周去一次。按照店主的说法，“啶虫脒是一桶水两包药”。刘培胜的用量是每桶水用一包。每包药5克，每桶水是10升。按照“啶虫脒”包装上的说明，比例应该是每桶水0.5克到1克。店主的解释是：“国家不让多写，要是写的用量太多，国家就不让卖了。”大部分打虫剂的使用说明上都写着，每次打药应间隔28天或者一个月，但刘培胜上次给他的12亩棉田打这些药是5天之前。

　　白色药水被倒进喷雾剂上方的水箱里，再往里加水，直到水箱被加满，把上面的盖子盖紧，然后将汽油倒进喷雾器的油箱。加满了水和油的喷雾器有50斤重，刘培胜将它放在三轮车上，自己半蹲下，将喷雾器背上肩，走向即将要喷药的那片田。宋化胄拿着一根粗绳子，跟在丈夫的后面。

　　刘培胜在田边站定，宋化胄把绳子缠在喷雾器的启动轮上，像是在缠绕一个陀螺，然后使劲一拉，喷雾器发出老式拖拉机的那种轰鸣和震动，发动机带动风箱，开始鼓风。刘培胜扳开连接着水箱的塑料管上的阀门，药水被从风箱里鼓出的风打成雾状，喷向远方。

　　这台满身油腻的北京生产的“东方红”牌机动喷雾器是刘培胜2003年花500元买的。他还有一台小型的充电式喷雾器，是给幼苗喷药用的。

　　最近主要在打蚜虫，这种米粒大小的虫子密布在植物叶子的背面，如果不理会，它们能很快吃光植物的叶子，导致植物死亡。“没有人愿意打药，但是不打药，棉花一点都收不上来。”刘培胜说。

　　棉花的叶子会向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所以，要把药水喷到叶子的背面，就必须一直面对着太阳的方向喷药。刘培胜一边喷药，一边走，到了这片小小的棉田的尽头，他就倒退着走，一边走，一边喷药。阳光直射他黝黑的脸上，反射出金黄色的光。

　　“我一边打药，一边想，我要把这些虫子都打死。然后，就能少打几次药。打药又费药，又费油，又费水。”刘培胜说，打药的频率并没有什么规定，他每次都是发现虫子太猖獗了，才打药的。目前的频率基本是每周一次。

　　“抗虫棉都兴了10年了。”刘培胜说。“抗虫棉”是转基因棉花的别称。

　　“没有抗虫棉的时候，打药比现在更多，当时电视上天天宣传抗虫棉，说棉铃虫一吃就死，当时老百姓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儿，虫子拿药打都不死，吃一口棉花就死了？后来就试着种了一点，虫子确实不吃抗虫棉的棉花。”刘培胜说。

　　当时的抗虫棉种子是21块一斤，现在只要8块一斤。

　　“那时候，抗虫棉真好。”刘培胜说，后来抗虫棉的种子越来越便宜，效果也越来越差，需要打的药也越来越多。棉铃虫少了，别的虫子比如蚜虫、红蜘蛛似乎更猖獗了。以前一亩地播3斤种子就好了，现在需要4斤才行。

　　“现在种子的品种越来越多，公司越来越多，全乱了。”这是刘培胜对这件事的总结。

　　喷药的时候，刘培胜没有带手套也没有口罩，穿着很脏的短袖、长裤和布鞋，这是他干活时穿的衣服，干完活就换下来。在田间还有些打着赤膊打药的男人。

　　在刘培胜喷药的同时，他的妻子已经配好了一桶新的药水。如果药瓶里的药水太少，用针管吸不出来，她就用瓶盖做度量工具，倒一瓶盖。她也没有手套和口罩。

　　7分钟之后，一箱药水就喷完了，刘培胜向着三轮车走来，卸下喷雾器，在妻子的帮助下装药水。喷一亩地需要4次药水，大约40升。

　　喷雾器的轰鸣和振动有时会停下来，这也许表示一箱药水喷完了，也许表示喷雾器出了机械故障，这时宋化胄就会拿着螺丝刀和板子向丈夫跑去。“我们买的汽油太差了，经常把油路堵塞了。”刘培胜说，他用工具把机器拆开，再用嘴把油路吹通。平均每两个小时就会出现一次机械故障。

　　从早上5点到9点，刘培胜和宋化胄辗转了4块不同的棉田，一共给6亩地喷了药。这时阳光已经非常灼热了，他们回家了。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用一块“雕牌洗衣皂”洗手。

　　下午5点，三轮车又从刘培胜家向着一块两亩大的棉田前进。这块棉田一半属于刘培胜，一半属于他的父亲刘丙坤。

　　“这块田是我们替他种的，他年纪大了，不能干地里活了。种子也是我们买的，药也是我们买的。他就负责摘棉花。”宋化胄说：“我们种了这块地，过年的时候，就不用给他爸爸钱了。”

　　傍晚时分，有村民去棉田里打“敌敌畏”，比例是3两敌敌畏兑30斤水。这种药必须在有露水的晚上才能打，否则棉花会被烧死。“一般不用敌敌畏，蚜虫实在打不死了，就用敌敌畏熏，一熏就死了。也有风险，弄不好就把棉花烧了。打药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打药的村民说。

　　像“敌敌畏”这样“高效高毒”的农药，10年前被“高效低毒”的农药取代了。用刘培胜的话说就是：“高效低毒的农药都兴了10年了。原来，人经常打药的时候就中毒了，要赶紧输液抢救，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事情了。”不过，“高效低毒”的农药还是不及“高效高毒”的农药效果好。但大部分“高毒农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

　　“国家不让出了。”刘培胜说。

　　“卫生油”

　　刘培胜的心里有一本账：每亩地打农药需要花80元，种子需要4斤，每斤8元，播种费每亩需要15元。地膜是6块5一斤，每亩地需要4斤。今年春天很旱，浇了两次地，花了60元。喷雾器是烧汽油的，最近汽油涨价很快，他总是买最便宜也是质量最差的汽油，即使喷雾器的油路经常堵塞，他给12亩地喷一次药，仍然要花20元的汽油钱。

　　每年的谷雨开始播种，到了立秋就可以开始收获了，经过处暑、白露、秋分、寒露一直到霜降，棉花才能全部收完。每亩地可以收500斤的籽棉。

　　这两年棉花的价钱起伏很大，去年籽棉的价格最高时接近每斤7块。当时有些农民认为还会继续涨，于是就囤棉不卖。结果籽棉在6块9的时候就开始下跌，现在籽棉的价格已经跌到每斤3块3。刘培胜的籽棉是一斤6块1卖掉的，“我们卖得不赖。”宋化胄这样评价。他们算过，如果棉价低于两块五，他们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10年前，棉花是卖给国家的收棉站。将籽棉交给收棉站，收棉站会将棉籽从中分离出来，榨成棉籽油，交给棉农。这项服务是收费的。棉籽油是一种黑乎乎的油，刘培胜说这是一种很香的油，很好吃。后来发明了一种技术，将这种黑乎乎的油加以提炼，变成比较光亮透明的油，当地人称为“卫生油”。七级镇上还有一个粮油店在销售“卫生油”，老板说，他们这家店已经有26年了，主要经营的就是“卫生油”。“4块8一斤，要是口味不好或者有渣滓，包退包换。”老板说，这种油至今依然很畅销。

　　10年前是一个坎，从那时起，开始种转基因的棉花，不再用高毒高效的农药，不再家家户户都吃棉籽油。人们隐约还记得，那时候村里得癌症的人挺多，后来棉籽油越来越少，癌症也越来越少。这10年来，农资越来越贵，种子越来越差，人们越来越在意食品安全，虫子又快和10年前一样多了。

　　7月10日下午5点，睡过午觉的刘青波又要回加油站去了。明早7点，她要接替已经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工友。关于未来，她说她不要到外面去，不要离开家，她不想失去这个刚刚熟悉和习惯的地方。像她这样年纪的人，在村里已经很少看到了，村里充满了老年人的回忆和儿童的尖叫。

　　在农村里，总会闻到一股植物燃烧的焦糊味道，在中午和傍晚尤为明显。这种味道说明这个地方还在烧柴做饭。在大里罕村，棉花秆在灶里燃烧，变成灰烬，在风中飘荡。

　　他者

　　同样遭遇过高增长带来的食品信任危机，日本只用十年便走上正轨；耸动欧洲的“毒黄瓜”事件，德国一个多月即平复风潮。

　　日本重视“安心”，德国强调“透明”，连同国内农夫市集向市场原初形态复原的尝试，也许都可以提供当前中国突破困局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