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制度变革迫在眉睫

　　文/特约撰稿人高岩

　　前沿

　　随着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更由于中国在亚洲区域的非霸权性质的政治合作愿望，现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有了良好前景，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在政治上变得可行，这其中同样包括建设一种亚洲的共同货币。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所有的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经历过四次重大的货币制度突变，这些具有头等历史意义的货币革命比一场国内革命和一场战争更有宏观历史意义，中国同样已经接近一场货币制度重大变革的前夜。未来的中国货币制度，应该首先分割目前人民币无法同时完成的国际自由货币和转型期中国社会内部信用工具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功能，并使政府在受到严格管治的前提下，拥有比现在更大的信用能力去完成目前无法完成的一系列需要巨额资金的公共事业。准确的说，既然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高度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多层结构的货币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

　　从理性最优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过于复杂的国家内外环境对货币制度有差别巨大的各种需求，而这些需求无法在一种单一的货币制度上得到有效的满足，因此可能的货币制度创新是使中国拥有三种不同类型的货币；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种与人民币分离的国际性自由货币中元，并以此来取代现阶段美元和欧元以及其它国家货币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然后是使人民币脱离外部功能而成为国内流通为主的货币、从而取得最大的货币政策自由因此可以实行扩张性的社会主义国内建设。最后是使中国政府拥有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货币信用，既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国库券，并以此来进行政府应负责的各种重大国家核心设施建设。

　　国家崛起的重要因素

　　西方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且在特定的周期内如重商主义时期一度更重要的因素是货币力量，既通过对美洲黄金和白银的开发而掌握住了全球货币供应，美洲的白银和黄金为欧洲国家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的本国社会和当时的全球贸易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从而直接催发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成长。自从西方通过美洲的黄金和白银而掌握住了全球的货币霸权后，数百年已经过去，这期间全球货币制度发生过数度重大变化，但全球货币的霸权始终在西方世界的手中。

　　在中国目前的货币管理体制之下，人民币是唯一的国家和社会信用工具，中国严格控制社会信用工具创新，包括在许多市场经济社会常见的商业信用如购物券、商业卡、会员卡等，都受到人民银行的控制。既然国家把维持社会交换的工具严格限制在人民币货币，那么人民币货币就应该负责完成中国社会在经济成长和转型阶段对货币所有功能的需求。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是社会整体优先的目标，而在所有能够影响社会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货币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至今仍是经济学中未能达成完全一致的理论。这就是货币理论中的货币中性或非中性的问题。

　　衡量一种货币制度是否合理，要看它是否在其流通的社会中实现了促进发展的功能，要以货币的外部功效而不是其内部稳定来衡量货币的合理性。因此将货币自身稳定作为货币存在目标的货币政策，不符合货币制度的本质，也不符合社会对货币制度的深度需求。货币的重要性决定了它绝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一种技术工具，它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结构之一。我们可以由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看出，中国目前在使用货币制度推动中国在21世纪的国家目标方面，总体上是保守的，与货币制度所能提供的对一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最重要的促进作用相比，中国的货币制度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运用货币制度非中性的本身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而偏向于相信货币中性的观念。

　　中国货币政策的保守性，在与各主要西方国家相比较时得到充分显示；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被明确规定为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制止通货膨胀、平衡国际收支，而除德国以外的其它主要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与此大同小异。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宏观经济的目标基本吻合，也就是说西方的货币政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范围广泛，基本上是第一位的宏观经济工具，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反而使用如此保守的货币政策；在中国的货币政策里看不到对充分就业、农业问题，社会公平等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关注，实在是非常反常的事情，这种中国的国家货币制度不用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负责的制度，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中国目前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货币制度创新，这种规模的货币制度创新可以被称为是货币革命。人类历史仅有过的几次货币制度彻底创新，至今仍是当代社会的最基础结构，只不过这些货币制度创新完全不是由中国主导的，因此中国缺乏相关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思维，而中国未来的发展，终将要求中国能够通过对其货币制度的创新，为中国创造新的文明社会发展空间和结构，在现有的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结构下，中国不可能成为主导性的国家，因为这种货币结构本身就不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而且竞争性的西方对手始终掌握着这些货币制度的关键结构并不允许中国染指。

　　中元的可行性

　　由于目前存在着多个力量中心，由一个力量中心和几个力量中心共同维持一个全球体系非常困难，但在区域的范围之内，却相对容易。所以当全球化无法进展时，区域化却方兴未艾，这一点已经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区域经济合作上充分显示出来，目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联盟、以及亚洲正在发展中的亚洲自由贸易区，最终会使世界贸易形成三大区域中心，而由于经济活动的紧密联系而带动的政治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也相对顺利，这一点在北美和欧洲已经得到充分显示。而当贸易经济和社会的区域一体化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一种区域性的单一国际货币就会水到渠成，我们已经从欧元的诞生中看到这一趋势。

　　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同样有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政治上的相互交融和文化上的近似，而且已经开始进行结构性的区域一体化建设进程。但与北美和欧洲相比，目前亚洲区域一体化已经远远落后，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区域中心国家而造成的；而这个中心国家只能由中日两国中的一国来出任，由于中国在亚洲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始终强于日本，中国重新成为亚洲的核心国家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随着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中地位的逐步上升，更由于中国在亚洲区域的非霸权性质的政治合作愿望，现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已经有了良好前景，一些重大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在政治上变得可行，这其中同样包括建设一种亚洲的共同货币。

　　事实上中元是一种有充分可行性的货币，只要有关各方作出战略性的政治决定后，亚洲可以出现一种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这种货币将给中国和亚洲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在这样一种亚洲国际货币的前景之下，目前中国人民币遭受的升值还是不升值，自由兑换还是资本管制，中性货币政策还是积极货币政策等两难重大困境，都会迎刃而解，成为不复存在的历史问题。这样一种货币如果是在全亚洲以中国和日本为龙头，尤其是东亚范围内组成，那么最合适的名称就是亚元，而如果合作范围是两岸三地，包括新加坡，那么可以被称为华元，而如果在目前的政治状况下，无法使台湾和其它国家立既加入，那么这样一种新的国际货币应该以中国、香港和澳门为初始核心合作区，这样可以将这种货币命名为中元。这里中元的定位是根据目前美元和欧元的货币功能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中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高标准的国际货币，是一种有最强大的各种信用储备，充分自由兑换，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目前中国尚未开放的资本项目，有巨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和投资需求、长期稳步缓缓升值，从而有巨大的金融资产价值。

　　创造一种国际或区域货币并不是一项真正的货币革命，因为美元和欧元已经是这样的货币，中元在创新过程中之所以能产生革命性的制度创新的效果，是因为它将和人民币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的另一种法定货币，也就是说，中元并不在全国范围内取代人民币。中元在国内的目标使用区应该是中国经济高度外向的那些部分；既中国的沿海经济、外资经济、外汇资产和国际储备等领域。在外部则是选择使用中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国家和区域。中元因此是一种服务于中国外向经济和国际经济需求的货币，而广大的中国内部经济继续使用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在经过这样的剥离后，中元是一种完全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货币，而人民币继续保持目前的各种特性，可以开始加强货币政策性而不用担心对其外部均衡的损害，因为人民币已经没有这方面的功能。

　　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应该首先分割目前人民币无法完成的外部国际自由货币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必要的内部信用工具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功能，并使政府在受到严格管治的前提下，拥有比现在更大的信用能力去完成目前无法完成的一系列需要巨额资金的公共事业，其中的核心事业是推动中国的广大不发达地区和农村进入良性循环经济。准确的说，既然中国社会和经济是高度分层的，那么就应该有多层结构的货币来适应这些不同的需求，如果有可能，中国应该拥有三种货币，中国首先应该拥有一种与人民币分离的国际性自由货币中元，然后在此前提下使人民币真正成为一种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内货币，最后使中国的政府拥有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货币信用，既真正具有法定货币职能的国库券。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将是中元，这是一种与欧元有共同之处，但又完全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国际性货币。中国内部和外部对新货币需求无论是从人口基数、现有经济规模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决定了因此延生的中元新货币一开始就是一种强大的国际货币。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机制之下，仅依托中港两地现有的超过5000亿美元强大外汇储备，中元可以轻易地创造出一个庞大的信用组合来做为货币的储备，这其中包括美元、欧元、特别提款权、黄金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当中元与人民币和国库券并存时，中国理论上无穷尽的国家信用都可以成为中元的信用储备。而除了强大的外汇储备，无穷尽的中国国家信用支持外，中元信用真正坚实的基础是中元经济所依托的充分外向型的中国经济以及亚洲区域高度成熟的外贸经济，这些实体经济在目前全球范围之内、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最强竞争力，所以中元有比美元和欧元更为坚实的实物经济基础。

　　国债的信用构想

　　目前的中国货币政策严格限制了中国财政向货币机构进行透支的能力，从而使中国财政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起的作用始终未能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中国政府机构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面对的两难局面是；一方面缺乏充足的财政手段来对由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无法完成的国家和社会各项事业进行投资建设，而这些因为无法在市场上直接实现价格和投资回报、因此无法由现行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完成的项目如国防建设、基础科学研究、重大的百年或千年周期的工程和教育事业、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所以应该有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支付和筹资手段和制度、而不是局限于保守和短视的货币制度来解决其资源的筹集和投入。另一方面，至今仍未启动的政治制度改革，使中国的政府机构效率不佳，有限的财政资源被大量消耗于各项政府自身的维持和方向可疑的投入、甚至各级公共权力的腐败，所以政府行政效率管理革命是进行政府财政能力扩充的前提。

　　而中国财政能力非货币信用的扩充，将使中国政府除利用市场制度之外，更可以直接成为中国各种非市场性质的重大建设的投资者。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市场只不过是各种社会资源配置时的一种形式，绝对不是最后甚至最佳的形式，所有应该由政府主持的非市场因素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其本意就不是实现投资回报，获得未来的货币现金流，而是为社会整体也就是为市场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前，在国家宏观和战略性的领域进行的赶超性质的投资都应该是政治导向，而不是市场导向的。只有非赢利的政府才有能力完成非赢利的工作；而关系到民族未来命运的事情不可能以赢利或非赢利的考虑来决定是否值得执行。

　　只有政府才能完成市场所无法完成的各种战略性、公共性和长期性的社会发展，而这也应该是政府存在的本身意义，市场内在性质决定了所有的市场行为都是短期和急功近利的，完全交给市场也就是银行和资本市场这样的商业机构管理的货币制度、同样是短视和缺乏宏观调控能力的，所以我们才看到无数重大急需投资的社会需求在现有金融货币体系下得不到任何社会金融资源，而另一方面银行和金融系统又按照市场规则在制造各种经济泡沫，包括房地产泡沫，这一切均显示出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内在缺陷。但由于目前中国的货币主要是银行类型，因而是偏向于市场的，所以政府和公共权力机构缺少一种有效的货币信用工具来满足各种市场无法完成的社会需要。

　　所以在传统政府负责的公共领域、中国同样可以使用货币工具来创造信用，扩大建设能力。这其中应该考虑的模式是美国的国债模式；既授权国家中央财政机构，通过创造用国家信用作担保、从而是最低风险、信誉最佳的国家信用品；一方面作为货币化的直接支付手段，另一方面又作为主要货币的最终信用。届时中国的国债既是一种财政融资手段，又是一种基准信用，从而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能通过在公开市场进行中国国债这种国家信用黄金的买卖而调节货币的供给，如果中国的货币制度能够实现以国家的债券作为信用基础，那么中国的公共财政能力将有大幅提高，这意味着目前中国政府无法完成的许多重大基础制度建设都会有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样，除了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银行货币之外，国家财政货币也将为中国社会发展增加更好的货币流动性。而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这样的改革，中国政府公共权力部门必须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和重组，也就是全国人民都在期望的政治改革。

　　“三位一体”货币制度的优越性

　　当中国的国家信用开始进入中元并在一定时期后像美国国债一样，最终成为中元和人民币的最终信用时，中国的国内货币政策就因为不必考虑外部平衡问题而有充分的政策性自由，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就有充分的流动性来解决目前尚无法用传统的人民币和现行以稳定为中心的货币政策来解决的众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国家工程、教育系统全面投资、社会保障体系重建、科学技术长远投资和发展、国防力量建设等。

　　目前中国有限的资本积累尚无法全面支持这些众多都需要进行重大投资的领域，而人民币的外部平衡同样是使中国必须坚持非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防出现重大的货币波动，因此中国经济总体上始终缺乏足够的货币流动性，而始终保持金融抑制和保守的人民币货币政策，以至于在上述各领域内无法进行足够的投资。除了会损害经济本身之外，损害更大的是中国整体国家利益，所以在面对上述各项需要巨额流动性资产投资的国内问题时，如果中国政府手中同时有三种货币工具既中元、人民币和国库券，则中国经济的总体结构性问题，既总体性的资本短缺和投资效率低下，就会得到远比在目前仅有人民币单一货币时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全球金融资产来说；自由兑换、汇率稳定、有缓慢升值预期的中元和以中元表现的中国资产将成为全球资产的置换目标，而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投资的首选之地，届时全球资本都会在中国沉淀，从而加速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和开发中心的速度。吸引国际投资不仅能给中国带来资金，更重要的是投资会带来各种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这些都是现代化中国急切需要的资源，因此用优异的中元货币资产吸引全球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从而加快中国的资本积累，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力量中心过程中具有头等战略意义的一步。

　　在目前的人民币机制之下，中国吸引外资方面已经做的非常好，但最重要的动力是非货币因素的、是中国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和数量供应以及中国市场的前景在吸引外资。而这一切在中国货币制度发生变化后将会更上一层楼，中元资产的货币保值和升值因素以及中元资产的安全性和确定性、将会给中国目前对外国的投资的巨大吸引力再增添一层全新的战略优势。在已经十分强大的劳动力、教育、资源和市场规模为中国带来的全球竞争力后，如果中国能象今天的美国一样由于货币制度的原因而使用全世界的储蓄和资本，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资源配置，则中国的现代化和世界中心国家的地位从此不可撼动。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有足够的历史深度、客观需求以及足够的国家动力来进行一系列货币制度革命，当中国在西方世界之外发动货币深度改革、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货币革命后，其结果必然是新的货币制度将与其它能使大国发展的核心因素一道、将中国逐步推向世界历史的中心区域。事实上中国百年以来的现代化努力，正是为了使中国强盛而回到原来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从主要区域大国而走向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由于货币制度是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市场制度以及科学技术制度同等重要，能够推动国家持续发展和强盛的关键性制度，所以现阶段中国在已经到了必须开始思考通过重建货币制度、进行货币革命从而引导中国走向这一宏伟目标的时候。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