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商之忧

　　朱金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型，一些企业和企业家的兴衰沉浮并不奇怪，不仅是河南省，其他省区也是如此。

　　尽管企业家“倒下”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合同诈骗，有的是偷税漏税等。但归根到底，都是利益与道德、与秩序、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企业家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道德底线

　　任何一个企业家，都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身上自然而然地带有某些性格特征。像河南人说“中”(即“好、行”)的时候，不像山东话那么豪爽，也不同于吴语的细腻，却透露着一种侠肝义胆的做事风格，体现着忍辱负重和吃苦耐劳的性格。

　　比如洛阳第一位福布斯富豪李义超，最初就是拉沙子出身的。创业阶段的踏实勤奋、憨厚率直成就了他，这都是河南商人的好品质。

　　河南人没有南方人那么会精打细算(用上海话就是“拎得很清”)，他们重情重义，但哥们儿义气有时会跟秩序和法律发生冲突，我觉得这是矛盾点之一。

　　比如在河南，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大家酒桌上讲情面，几杯酒下肚，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到头来“出事”了，企业家有责任，给他私开绿灯的官员没有责任吗？地方政府没有责任吗？后者都是利益攸关的，不然也不会在某些关键时刻力“挺”那些触犯法律的企业家。

　　郑州未来集团老总霍得立曾说过，做企业有3条“高压线”不能碰，一条是法律，一条是规章制度，还有一条是道德。很多失败的企业家在总结败因时，往往都说自己缺乏危机公关能力，但危机公关只能解决一时的表面问题，对深层病根却无能为力。前几年肉制品生产商春都集团业务受挫，表面上看是危机公关做得不到位，但根源还在于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从企业道德角度来看，那些失败或走入低谷的企业和企业家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缺少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比如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曝光的郑州市一些小食品企业，企业主肯定知道那些劣质食品对人身体危害很大，但他们不把人命当回事。

　　第二，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不管是法律约束也好，政府监管也好，都有局限性，有监管不到的地方，市场调节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这时候要靠企业和企业家的道德良心来发挥作用。如果企业家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基本尊重，“跌倒”是早晚的事。2007年河南三位福布斯富豪相继“落马”，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第三，与企业家本人的道德素质密切相关。当年亚细亚扩张失利之后，王遂舟的继任者王锋反思时曾提出企业家应具有“八大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能力。许多企业家事业做大之后，浮夸、享乐、不思进取且“桃色新闻”不断，最后栽倒，说到底还是个人道德素质不高所致。

　　角色冲突

　　改革开放之后，跟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河南省“下海”的第一拨人，不少都是待业青年、无业者或劳改释放人员，他们靠摆摊卖茶鸡蛋之类小营生起家，其中不乏成功者。后来能称之为“第一代企业家”的那批人，大多是在市场机制还很不规范的情况下，敢想敢干而迅速发达起来的。

　　乔赢创办红高粱的成败轨迹，大致体现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河南乃至国内不少创业型企业家的共同心迹：借助舆论对民族品牌濒临绝境的普遍担心，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号召，以扩大企业的影响，或多或少是在打“政治牌”。

　　进入新世纪，很多商人生意做大之后，都想戴上一个“红顶”，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之类，也算是中国特色吧。但这又带来另一种隐忧。某些企业家有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甚至是更高的政治地位以后，不以此有利条件促进企业发展，反而把荣誉和地位当成作奸犯科、违纪违法的“保护伞”。这种现象在河南、在全国各地，都屡有发生。

　　现行法律明确禁止公务员经商。企业家当上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但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公众可能会视他们为“领导”。企业家的政治身份和商人角色，会不会发生利益冲突？尤其是在法律监管相对薄弱的地方，这批“亦官亦商”、能够呼风唤雨的人，如何受到有效的体制、机制的约束？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作者为河南省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企业伦理研究所所长、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弘毅采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