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远离现实然后看清现实

　　“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作家对现实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去回应现实。”董启章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他的“自然史三部曲”，部部叩问人类生存的元问题

　　孙行之

　　“看不懂”，是很多人抛给香港作家董启章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个奇异世界，姿态先锋、质地紧实。于是，那些抱着日常生活经验闯入小说的人，便被毫不客气地挡在门外。

　　“作家要主导自己的写作，而不能老想着读者会怎么看待。读者也应克服一些障碍，才能得到真正的阅读快感。正是因为在乎读者，我才要求自己如此写作。”眼前的董启章带着浅浅微笑，吐字清晰而悠然。

　　他的“自然史三部曲”被知名媒体人梁文道称作“代表着香港文学的最高水准”。8月，他携“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来到上海书展，而其另两部作品《衣鱼简史》、《学习年代》也即将出版。

　　人的存在放到最根本的地方

　　双声部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围绕“我”对自己一家三代历史的追忆和“我”所构建的虚拟人物“栩栩”展开。在小说的一个声部中，董启章以“祖父”董富在香港安身立命为起点，娓娓道来。三代人的家族史正与一段物质史相对应：从收音机到发报机再到录音机。“我的祖辈和父辈”创造发明各种物件，就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创造，也便是董启章所说的“开物”。在董家三代的生命历程中，“物件”是父辈和祖辈发现自己、定义自己的方式。

　　另一个声部里，“我”在“文字工场”中以日记的形式创造出一个名为“栩栩”的“人物”。“栩栩”的世界不存在人对物的创造，“人物”生而是“物”，每个人总有一个器官由物件组成，比如，手指是笔的男孩、手指是唇膏的女孩。“人物”是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刚一出生便处于既定的社会分工中。“人物”的世界是一个与人类社会运行规矩完全不同的地方：当“人”的天性与“物”的限制出现矛盾，“人物”想要改变自己的物质性便要经历撕心裂肺的痛苦。如此，工具化、异化的人所面临的悲恸与彷徨跃然纸上。

　　“自然史就是要把人的存在放到最为根本的地方。”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董启章解释说，自然史这个书名有一种进化的隐喻，“人出现以后开始创造物，就是‘开物’。从自然到人为，边界在哪里？说的是人的社会，但是人的社会究竟是怎么来的？说的是人的动物性，和自然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小说人物的）部分是人为的。当他们与物的部分连在一起很矛盾：我到底是一个预先决定的物，还是一个有着独立性、自由的人？”

　　提出这些哲学追问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也是目前为止董启章获得最多奖项的小说。虽然读者要进入小说颇难，作家格非仍认为这是一部“需要把心清理干净再慢慢读的书”。若果能如此，读者就会在董启章构筑的这个并不明快的屋子里找到一扇窗，看见更为辽远的“彼岸”。

　　董启章希望将读者引渡到达的“彼岸”是对“物的限制”与“人的自由”之间边界的拷问：“其实，世界上每个人都被身边的物所限制。我们如何能寻找一种主动性来建构自己的人生呢？”

　　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一样，“自然史”系列的后两部作品《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原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也将由一个科学命题贯穿始终：时间与空间、现在与未来。对这些元问题不依不饶的探究，让人于董启章的恬淡外表之下，看到一颗勃勃雄心。

　　“作家是需要抵抗潮流的”

　　董启章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自序中道出这样的忧虑：“无用的想象和写作，如何回应现实世界？”这是他在创作中反复追问的问题。而他选择的是：远离现实。

　　在与作家格非的一次对谈中，董启章又一次讲起了《树上的男爵》的故事，颇含自况意味：“树上的男爵认为，要看清地面上的生活就要和它保持距离，所以他选择了树上的生活。”“小说应该描写距离现实很远的东西，借此来对照现实。太贴近现实，反而扭曲现实世界。”董启章说。

　　这样的董启章，在梁文道眼中是“一个人背负着香港大居不易的诅咒坐起了文学的牢”。梁文道曾叹：最窘迫的时候，这位有着20多部小说出版的作家账户里只剩百来块钱——为了写作，董启章曾将自己在高校开设的课程搁置，不理“俗务”地当起专职作家，而在香港，做一名专职作家意味着没有固定营生。

　　“文学不应该是一件赶潮流的事情，应该是和这个时代有一点对抗的。”董启章这样对记者说。当《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获得了还算不错的销量以及多个奖项，他却计划着在下一部作品中实验用广东话写作。在《时间繁史》中，董启章大量使用广东话表现艰深对话。结果，销量一路下降。董启章对此并非毫无预料。他说：“广东话可能对香港以外的读者带来障碍，但这样的实验是我的心愿。”

　　他的理想，是在小说中创造一个“完整、多面的世界”。几年前，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某些领域完全不明白。于是，为了保住自己文字世界的完整，他将触角伸到了科学领域。“物理学、天文学的大学教科书我都读，也都看懂了。这对我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视角的变化，重塑了我关于‘存在’的看法。”

　　英文里的“回应”是“ response” ，但英文当中的“责任”又是responsibility。“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作家对现实所担负的责任就是去回应现实。”董启章说。他将回应现实作为写作的出发点，并用一个完整的、远离现实的世界来回应现实。这，可以说是董启章写作的野心，也是他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