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智障者为何“被入狱”？

　　无辜智障者吕天喜被改名后判刑、收监三年，暴露出司法监督的失效和严重的司法腐败

　　【背景】近日，媒体报道了河南嵩县一智障农民被改名换姓、以抢劫罪被判入监三年的丑闻。这位实名为吕天喜的河南嵩县大坪乡宋岭村农民被改为“田星”，以抢劫罪入狱三年，直到其即将出狱前，家人竟然毫不知情。

　　2011年7月，吕天喜失踪三年后，宋岭村村委会接到来自三门峡监狱的通知，称该监狱监有一个叫“田星”的犯人即将刑满释放，请家人来接。后经证实，这个“田星”就是吕天喜。

　　监狱释放证明书上说，2008年11月13日，“田星”因抢劫罪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附加罚金1000元。但是，释放证明书上的“田星”与吕天喜并不吻合，“田星”的生日是1958年1月1日，而吕天喜则生于1977年。

　　吕天喜家属质疑：检察院、法院为何从批捕、逮捕到审判、服刑，都没有核实“田星”的身份，也没有对其做精神鉴定，并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判刑收监？当地法院对此表示：“虽然鉴定晚了三年，但目前只能如此。”

　　正常人“被精神病”后强制收治已屡见不鲜，现在又出现了智障人士被改名替人服刑，这反映了现有司法体制的哪些深层问题？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出现了“可不通知家属实施逮捕”的条款。

　　这会不会造成更多的“秘密逮捕”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如何全面、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认为，吕天喜作为智障者，并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但当地法院未做司法鉴定、未核实其身份，就草率决定对其判刑、收监，严重侵犯了当事人权利，暴露出司法监督机制的失效，还有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

　　他指出，当前，《刑事诉讼法》正在修改，吕天喜一案尤其值得反思。首先，此案从法院批捕、公安机关侦查，到法院判决其入狱服刑，公检法三方都没有通知其家属，这导致吕天喜失去澄清身份的机会，其家属也无法为其辩护，暴露了现行刑诉法的立法缺陷。

　　但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又出现了 “可不通知家属实施逮捕”的条款。该案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九条规定：拘留或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最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但同时又规定：如果存在“无法通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可“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刘仁文指出：“上述例外条款如获通过，实践中隐患相当大。”该条款实际上把不正常通知家属的“口子”人为扩大了，特别是“无法通知”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两项，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理由，这会导致侦查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催生“秘密拘捕”。

　　他指出，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却不通知家属，不利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从刑诉法的立法本意看，该条款主要强调的是原则上必须通知家属，但由于对“意外情况”界定太宽，反而背离了法治精神。

　　他建议，既然不通知家属的“意外情况”并不多，那么刑诉法完全可以把所有的“特例”明确表述，加以注明和规范，以约束侦查权的滥用。总之，对这种例外情况，不能“模棱两可”，更不能“点到为止”。

　　其次，吕天喜案也反映出，现行《刑法》对精神病人的认定也存在疏漏。本案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法院失职，没经过精神鉴定，甚至可能是人为忽略鉴定过程就草率判决。事实上，更多见的是出于某种目的，对认定的精神病患者施行强制治疗。

　　对患有精神病或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犯罪嫌疑人，《刑法》第18条规定了精神病人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尽管各方对《刑法》所言精神病的定义、专门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刑事责任是否必要、如何认定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都存在不少分歧，但是，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其“不确定性”而被滥用。

　　应该说，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认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点极端”。只要犯罪嫌疑人经司法鉴定为精神病人，很可能出现两个后果：要么是具备行为能力的人免于刑事责任，要么是正常人被强制认定为“精神病”，失去其应有的权利。现实中，两类案例都不鲜见。

　　刘仁文指出，《刑诉法》修正案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和特别程序等诸多方面，期望立法者能更好地平衡利害，既确保执法效率和公平，又不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