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监守自盗三模式推高利率 国企成贷款中转站

　　屈丽丽

　　编者按/

　　高利贷并不是民间借贷或民间融资的代名词。

　　《中国经营报(微博)》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管是从银行流出的资金还是民间自有的资本，借助小额信贷或担保公司以高利贷方式流出时，进入到实业领域的并不是很多，所谓的高利贷危局，只是银行、国有企业等高利贷链条上的资金拥有者炒作的另一个项目而已。

　　而最让人痛心的是，原本深受资金短缺危害的部分中小企业竟也加入了放高利贷的阵营，拿着原本应该投入到实业领域内的资金去放高利贷。这个泡沫只有破裂。

　　再没有比“高利贷”更刺眼的词汇了。

　　一方面，高达60%的民间借贷成本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推向悬崖的边缘，另一方面，刺激高利贷利率一再走高的房地产业的畸形成长，反过来绑架了银行业，将风险系数借助金融杠杆一再放大。

　　但到底是谁造就了“高利贷中国”？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银行业的监守自盗、房地产的隐蔽资金来源、中小企业极度资金紧张下盲目借贷都是隐藏在“高利贷中国”背后的推手。

　　银行业三种放贷模式推高利率

　　“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道德水准比十年前有大幅下降。”国内某商业银行的高层李华(化名)告诉记者。

　　“之所以强调道德水准，这并不是务虚的问题，因为它直接与银行的实际业务相关。在十年前，放贷人员还会仔细去审核一个项目的风险，十年后，只要眼前个人能有收益，不管暗藏怎样的风险，他们都敢放贷出去。因为有业绩压力，领导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在银行业并非个别现象。”

　　由于急功近利，在当前信贷从紧的政策下，银行放贷的运作模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表内贷款表外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9~2010年银行信贷过度扩张之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开始逐渐收缩这种泛滥的流动性。尤其到了2011年之后，随着央行货币政策转型，对银行信贷进行数量及价格上的严格管制，导致不同的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方式与工具把银行表内业务移到表外，也就是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其核心目标仍然是信用扩张。

　　有数据显示，去年银行通过票据业务隐匿的信贷规模可能超过3万亿元。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今年在央行控制信贷等限制银行表内业务情况下，反而促使银行快速发展表外业务。”

　　来自美银美林近期的研究报告则指出，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表外业务已经占到了银行贷款总额的25%~60%，而贷款者大多数为房地产商，其利率大都在20%~25%之间，有的甚至更高。”

　　“应该说，在信贷严控政策下，房地产商对资金的抢夺推动了利率，但直接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贷款。”李华表示。

　　事实上，表内贷款表外化的风险在2010年就已经被市场以及监管层注意。惠誉高级分析师朱夏莲(Charlene Chu)就表示，“将越来越多的信贷转出银行资产负债表外，脱离市场参与者的视线，是惠誉近年在中国银行业察觉到的最令人不安的趋势。”

　　2010年，银监会曾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在2011年年底前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华告诉记者，“即使在央行货币紧缩的政策之下，今年上半年表内贷款与表外贷款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贷款总额。”

　　与此同时，通胀导致的存款低利率也正成为培育表外贷款的“良性土壤”，由于信托产品的高利率正导致很多居民储蓄流向信托产品或其他理财产品，从而造就一个个的影子银行。

　　对此，学者易宪容表示，“当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把大量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房地产市场及高风险的投资时，不仅会把国内房地产泡沫继续吹大，而且也给国内的金融体系聚集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与此同时，由于信托等新的金融产品不计入M2等货币指标，也正在给宏观调控带来困难。

　　8月15日，中国银监会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希望在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高速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借助国际监管标准来增强金融和经济环境不利情况下银行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

　　但这样的举措在疯狂的高利贷链条面前能起多大的效果尚不可知。

　　国企“影子银行”频现

　　除了“表内贷款表外化”的做法之外，当前银行放贷的潜规则也在进一步推高民间利率。

　　“在信贷严控的背景下，各大银行为避免风险，纷纷将放贷目标集中在大型国企身上，他们知道，这些大型国企一方面不会赖账，另一方面即使放贷出现风险，追究起来责任往往也不会太重(比之放贷给中小企业)。”

　　“但实际上，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多有效益的项目，尤其是在民间放贷收益高企的环境背景下，任何一项实业投资都很难保证说一定会获得10%、20%以上甚至更高的利润，所以，银行放贷给大型国企的贷款，最终会变相地再次放贷出去，从而产生更高的利率。”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放贷有的私下进行，以曲径方式绕过政策的壁垒，有的则直接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国内某大型国企的财务总监刘敏(化名)向记者举例说，“银监会为了限制大额贷款挪作他用，在2009年曾颁布《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超过一定限额的人民币大额贷款，银行要把资金打入借款人交易对象的账户，而不是直接打给借款人。然而，在大型国企集团内部，通过虚构交易或合同的方式，资金在几级公司之间绕一个圈子，就能顺利回到借款人的账户，有些央企的集团结算中心也会使用这些方法将银行借款整合在一起。而这些整合在一起的银行贷款，可能就会被挪用到资本市场。”

　　不仅如此，在民间借贷的巨大利益刺激下，一些国企开始以接近合法的途径开设影子银行，参与金融市场。有报道显示，“在新加坡上市的中国扬子江船业(控股)有限公司(Yangzijiang Shipbuilding Holdings)第二季度有逾四分之一的税前利润来自于一项出人意料的业务——并非其核心的船厂业务，而是向其他企业放贷。”

　　除此之外，报道称“中国移动(微博)(China Mobile)已成立一家金融子公司从事放贷业务，而中石油(PetroChina)旗下已拥有一系列金融业务平台。”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货币紧缩使得中小企业更加难以通过正规银行渠道融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利用手中多余的现金，间接向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投放资金。而通过这种方式，民间利率一再放大。

　　银行双倍利息的放贷模式

　　民间高利贷风生水起带来的高额利润，开始让银行坐立不安，他们同样期待在贷款上获得更高利润，因为对国内银行业来说，存贷差依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李华告诉记者，“为了提高贷款收益，一些银行开始在放贷时做手脚，即与贷款者约定，我可以给你一笔贷款，但这笔贷款你还必须存在我的银行，不能用，如果你想用贷款的话，那么你可以这笔贷款作为担保，再贷出同等数额的资金。”

　　“在这种操作模式之下，由于贷款利息大大高于存款利息，这对企业来说，在第一轮操作下首先要付出这笔存贷差，而在真正能够动用这笔贷款的情况下，还要再付同样的贷款利息，如果把存款利息忽略不计，这相当于双倍贷款利息。如此下来，银行贷款的实际利率往往也会超过10%甚至更高。”

　　“实践中，一些银行还会通过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设计得更为复杂，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推高贷款利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银监会开始着手修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并强调指出，“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高速扩张，信贷投向集中度有所上升，贷款期限趋长，中长期贷款占比提高，系统性风险有所上升，潜在风险隐患不容忽视。毕竟，银行业风险的放大将对中国整体经济产生重大打击。

　　对此，有责任的经济学家也开始表示，“银行风险如果不加以密切关注及采取适当的监管方式，那么中国金融危机爆发将是不远的事情。”

　　而从监管机构来看，最近，央行计划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中的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并从近日起实行分批上缴。

　　对此，易宪容认为，“这其实就是针对中国影子银行提出新监管要求的一种信号。尽管这种新规不能够全部覆盖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的全部，但至少可覆盖到最为重要的部分。”

　　而来自银监会的负责人则表示，“随着商业银行跨业、跨境业务的逐步发展，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新型风险不断增加。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成果，完善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制度，构建适度前瞻、反映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资本监管框架，是推动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应对内外部冲击能力、维护银行体系长期稳健运行的重大战略选择。”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仅有银行业的参与似乎已远远不够。

　　房地产业贷款隐蔽化是幕后推手

　　如果说银行、国企参与放贷行为、推高利率是为了获利的话，那么，导致银行进行信用扩张的动力则是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到目前，正在发生分化，一些运作规范的大型房地产企业，比如说远洋地产，万科地产等，已经很少再去拿地，而是专注地产业务的运营。因为‘拿地’涉及太多的灰色地带，稍有不甚就会滑向深渊，由于珍惜苦心经营的成果，他们开始将拿地业务外包，或者与一些有关系资源的中小企业合作，由后者拿地，他们只进行开发。”

　　“然而，拿地环节是最消耗资金的一个环节，这些有关系的中小企业或皮包公司或个人并没有那么大的资金实力，怎么办？在房地产的巨额利润面前，他们当然地选择了高利贷。”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高达40%~60%的民间高利贷依然有市场的原因。对于大量实体经济来说，企业再努力经营利润也难以企及这一高度，但在地产拿地一环中，即使扣除60%的高利贷利息，依然会有肥厚利润。”上述人士告诉记者。

　　有意思的是，在近期8家中型股份制上市银行公布的2011年中期业绩中显示，“受信贷紧缩等因素影响，近期房地产贷款尤其是开发类贷款的风险越来越受关注，8家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趋势。”

　　“这并不能说明房地产贷款风险正在减小，鉴于银行自身对地产贷款实施审慎原则，风险控制加强，实际上，上述那些拿地企业的贷款往往走了民间路径，或者借用了银行信托，这恰恰是房地产贷款走向隐蔽化的一种表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应该说，与权力寻租、官商勾结有染的畸形房地产业，正在成为民间高利贷一再升高的幕后推手。而热钱的涌入，及其对地产快利润的觊觎，也让民间高利贷水涨船高。”

　　大批中小企业盲目依附高利贷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评点美债危机时曾指出，“美国经济泡沫化的问题根源在于资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之中。”而事实上，对于高利贷背景下的中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如此。

　　BMW中经智库专家、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曾告诉记者，“中国的流动性泛滥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假象，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大量中小企业的成长产生了大量的资金需求，只是在实践中，资本被截留在了房地产业中，并没有流向其最有需要的地方。我们为了防止房地产业的泡沫化来严控信贷，其实并没有堵住房地产融资的口子，反倒是在压抑中小企业需求的形势下(资本供不应求)，进一步推高了融资成本。”

　　樊纲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可以考虑使用直接融资的方式，通过让渡股权的方式从VC或PE那里获得融资。”

　　尽管这并不失为一种妥善的解决方式，但来自银行业的悲观人士仍表示，“VC或PE的融资，加起来占不到中小企业融资总需求的5%，更何况直接融资的成本也并不低。”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微博)认为，中小企业是不得不借高利贷，因为不借可能马上倒闭，而借还存在转机的可能。中小企业利润率低于贷款利率，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达到100%，或者更高，当然，有些企业是因为过桥原因，做暂时拆借。而如今的实体企业，利润率也许只有3%～5%，对于他们来说，别说8分、6分甚至2分的月息都难以承受。

　　李华认为，正是由于中小企业没有选择地继续借高利贷，风险正在一步步地扩大。“中国的中小企业主们很简单，他们认为只是当前形势不好，因此只要能贷到款，不管利率多高，能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但是谁也说不清这段时间到底会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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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银行业的“高利贷”业务：发薪日贷款

　　在美国盛行的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主要就是折价购买延期兑付的个人支票。典型的业务为一笔300美元发薪日贷款，借款人给发薪日贷款公司开出一张通常时间为两周的面额350 美元的支票，拿到手的是300 美元的现金，即放款人折价购买了客户的支票。申请发薪日贷款很简单， 申请者只需要提供家庭住址、支票账户、驾照和社会保险号、工资单的存根、发薪日， 整个交易就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但是这笔50美元的费用的年化利率却达到433%。

　　1999 年， 它的业务规模只有80 亿美元，而到2004 年它的业务规模已经达到了450 亿美元。此类公司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消极作用为会使部分居民长期的依赖于发薪日贷款，多年才能还清，有的导致许多人破产；但有人认为这类公司解决了部分顾客的燃眉之急。有些州禁止这类公司的存在，但是在一些州，此类公司的数量甚至大于麦当劳(微博)、肯德基(微博)和Wendy’s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