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模式中国化 科技银行曲折探路

　　本报记者 李意安 发自上海

　　风险和收益极大不对称是目前最大障碍

　　作为科技部力主推行的一项计划，“科技银行”的前行过程显然比想象中曲折很多。

　　2009年7月，杭州银行的一家支行获得当地银监局批准改名为“科技支行”，提供类似科技金融服务。业内当时预期，筹划试点更早的上海浦东、北京中关村等，也会尽快推出“科技支行”。然而，年初高调发布公告与硅谷银行合作的浦发，在其科技支行设立过程中，至今未获银监局审批和更名，监管层对此小心谨慎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洪流虽未开闸，暗涌已然四起。自2009年1月，国内首批命名为“科技支行”的试点落户建行成都高新支行和成都银行高新支行以来，杭州、武汉、深圳、无锡和苏州等地紧随其后。迄今为止，仅江苏一地，就先后设立了15家“科技支行”。工行、交行、农行纷纷跻身该序列，而一向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主旨的城商行也不甘落后。“中行、建行也在考虑设立科技支行。”某银监局官员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

　　此外，囿于监管准入障碍，在北京中关村和上海浦东，2008年、2009年法人制的中关村科技创业金融服务集团和上海浦东金融服务公司分别成立，一南一北，以迂回的方式做着法人制“科技银行”应做之事，主要业务是给科技型企业提供委托贷款。

　　硅谷银行模式受宠

　　在时代周报记者走访几家科技支行时，其相关负责人不约而同提到了硅谷模式，即为硅谷银行的商业经营模式。1983年，硅谷银行由几家银行机构出资创立，设立伊始，就将目标市场定位在了那些新创的、发展速度较快、被其他银行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身上。

　　这片蓝海不但帮助硅谷银行迅速在金融、资本圈崭露头角，更是通过金融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有效改善了科技贷款的风险收益结构，促进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并带动美国创投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蓬勃发展。1993年以来，硅谷银行平均资产回报率是17.5%，远高于同期的美国银行平均回报率且坏账率非常低。

　　在全球范围内，它或许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家银行有硅谷银行的种子期投资经验，没有哪个PE或VC有着一万多家中小创业公司客户。对传统银行而言它更像风投，需要足够锐利的眼光和老到的经验来筛选企业；而对风投而言，它始终还是银行，它经营着息差来攫取基本收益，需要用网点的扩张来支撑经营的基础。

　　国内的银行们为了告别单一经营寻找差异化绞尽脑汁。对它们而言，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诱人的模式。然而，抢滩蓝海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硅谷银行已成为一个金控平台，科技银行是当初它发家的一个立足点，它靠着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及获得科技型企业股权获得超额利润发家，但这是基于金融混业经营的背景下。在我们如今的分业经营下，这种模式缺乏成功的基础，借鉴意义不大。”南京银行科技分行行长朱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最根本地说，银行拿不到股权。”

　　“风险和收益的极大不对称成为目前科技银行推进的最大障碍。”交行苏州科技支行行长袁星辉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做科技银行需要面临很大风险，但仅获得固定且较低的收益。交行在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一般小微企业。

　　“很多科技型企业目前都是轻资产，发展又很快，需要一些外部融资，我们通过对企业早期的接触培养一批忠诚的客户，以期待将来进行全面合作。”袁星辉透露，“我们通过低息贷款让小企业先发展起来，发展过程中企业会产生很多需求，包括以后它可能会有上市的打算，我们横向整合了很多金融资源，包括创投保险券商，从而为它们提供这些资源，同金融机构进行溢价分成。”

　　简言之，银行是通过早期的债权介入，运用迂回的手法来获得股权收益。

　　8月初，时代周报一则关于深圳建行被指为“全球最大高利贷公司”的新闻获得广泛关注。原因是深圳一家名为新星化工的企业于上市前夕与建行对簿公堂。新星化工在三年前获得深圳建行3000万元贷款，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包括两份不合理的服务合同和“期权财务顾问协议”，前两份合同涉及向建行多交贷款利息之外的97.2万元，而后者涉及建行强夺新星化工2688.82万元股权利益，即建行以极低价格对即将上市的新星化工公司拥有3%比例期权。

　　垂涎着优质企业股权的岂止建行一家。类似建行此举的商业行为在业内已经属于一项潜规则，囿于分业经营的监管障碍，面对如何绕开监管攫取股权投资领域超额利润的问题，这样的做法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多家科技支行均表示，和PE、券商保险资金都有合作，如农行、交行之类的系统重要性银行，由于资产庞大、牌照齐全、资源丰富，有实力对多项金融资源进行整合，在为企业提供咨询顾问服务及整合金融资源时也极具优势。

　　“硅谷模式”的中国落地衍生出了一派别样的迹象。“形式上我们和硅谷模式最像的地方，就是挑选企业的模式和风投越来越像。”朱华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不同于做小微企业，在对科技型企业进行信用评估时，既要考虑传统银行调查所考虑的因素，包括财务信息等硬信息，也要考虑企业技术、知识产权、产品、营销模式和竞争对手等因素。

　　一石三鸟非易事

　　今年上半年，农行无锡科技支行已与188家小企业合作，发放贷款1.3亿多元，其中有17家企业是首次获得贷款。交行苏州支行截至8月末，对比去年11月设立之初，新增授信105户，授信额度8.2亿。

　　高风险高收益天平的两端，风险势必不会由银行来独自承担。“收益难以覆盖，风险难以弥补不仅是科技支行面临的问题，所有做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银行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政府层面做了一些工作，例如设立了专门的科技担保公司，以及对科技型企业进行补贴等等。”江苏银监局办公室副处长喻桂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喻桂华看来，江苏的科技型企业比较多，现在又在说要成为金融创新型省份。知识产权、股权质押这两个方式能较好地解决科技型企业贷款的问题。全省2010年股权质押贷款203亿，2008-2010年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产权贷款9.1个亿。股权质押的总量还是比较大的，知识产权风险更大一点，因此总量也不是特别大。

　　“知识产权的流通变现也是一个问题，一个是它折旧特别快，技术更新换代非常快，过几年就不值钱了，另外，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也不是很完善，这是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不是哪家银行一己之力能解决的。” 喻桂华说。

　　“一定要让政府参与进来。”某科技分行行长直言不讳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面临高风险拿着固定的低收益，科技银行在相当程度上是顺应着政府的引导意图。”科技支行的运营模式体现为“联动”，即加强与政府部门（包括科技主管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担保公司，和政府、工业园区等力量的联动，构建银政、银投、银保和银园合作平台，形成科技企业金融一体化服务战略联盟，这似乎是现在每一家科技支行都在做的事情。

　　如今，高新技术企业数万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十余万家，大部分分布在高新区—这是科技银行扎根的最优土壤。事实上，如苏州、杭州拥有高新产业园区的，市科技局、财政局、金融办和高新区等在内的政府部门也会相应为科技支行提供了多项政策扶持，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对科技型企业发放基准利率贷款给予贴息，对科技支行开展业务给予一定财政补贴；并将政府的创业引导基金托管在科技支行。　

　　“如果企业能够顺利还款，风控机制就不会触发。一旦触发，我们的风险比例大约控制在4:4:2，即市财政、企业所在的属地财政（比如园区）和银行方面分别承担40%、40%和20%。”交行苏州科技支行行长袁星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创投公司也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袁星辉介绍：看企业最关键还是现金流，产品有没有变成商品，有没有变成订单。创投愿意提供股权回购的话，我们愿意和它达成一个投贷联盟。比如，如果一个已有创投介入的企业想贷500万，而这家创投公司也是一家经过评审资信过硬的创投机构，那我们会考虑和创投签一个三方协议，一旦500万到期无法还款，创投机构会将企业质押在银行的股权回购过去。

　　如此一来，企业如愿借到了钱，创投公司已经进入这家企业，肯定要帮助企业发展，而如果用真金白银来续投，资金便无法用作它途，银行资金如果能及时到位，就会极大地增加创投公司资金的流动性；而对于银行而言，风险100%地转嫁给了创投公司，完美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一石三鸟，何乐不为。“科技银行要做好三个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是市场土壤，长三角一带的市场土壤还是非常优越的，科技型业非常多，园区建设也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政府，政府的财力和理念都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银行自身的经营理念。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袁星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