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面孔

　　与凡·高同时代的荷兰肖像画家胡博·华士，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访中国，并为袁世凯、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等人画像。如今，这些仅存于世的晚清历史人物肖像，已成为那个逝去时代的珍贵记录

　　周舒

　　“过去也有一些摄影师给晚清时候的人拍肖像照片，但结果不是很呆板，就是有些猥琐，很难看到人物真正的心理状态。但这些肖像画完全不同，让人有一种神采飞扬的感觉。”让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如此感慨的，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荷兰肖像画家胡博·华士的六幅作品。近日，华士的孙子休伯特·华士与其妻苏珊将这曾经落满尘埃的六幅作品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现在正在三层的首都文物专门厅中展出。

　　在这六幅作品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袁世凯、李鸿章与庆亲王奕劻这三位权柄在握的重臣。“这些肖像是现在已知仅存于世的晚清历史人物肖像。”郭小凌认为，不论是从艺术收藏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角度，这些作品都非常重要。而其他三幅描绘晚清富裕贵族阶层的少年和少女的画作，也能让人们离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更近一些。胡博·华士的孙子休伯特·华士已经年过八旬，他专程护送画作前来北京。从他的讲述中，不但可以了解这些画是如何诞生的，也可以了解在胡博·华士淡出历史之后，这些画是如何获得重生，并回到它们的诞生之地。

　　一生中的高潮

　　“我的祖父1935年去世。去世之前，他说过去中国和朝鲜的远东之旅，是他一生中的高潮。”白发苍苍的休伯特这样说道，在他还没有记事时，祖父就已辞世，但他对祖父的传奇一生铭记在心，也对那些画充满了感情，“这些画自从1898年开始就已经在我们的家族里了，我们想要为这些画找一个永久的家，最终选择了首都博物馆。”

　　对很多人来说，胡博·华士远没有与他同时代的凡·高有名。他与凡·高曾先后求教于同一位法国画家费尔南德·柯尔蒙，在那个时代，他曾参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组织的“当代大师作品展”，并有两幅作品获得金奖，凡·高却寂寂无名。他在英国开拓了自己的肖像画事业，到了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开幕的时候，他已是荷兰政府代表团的座上宾，代表荷兰前往美国。“他被任命为荷兰国家馆的艺术方面负责人，在芝加哥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南美面孔，之前他从未见过这样的面孔，这让他产生了浓郁的兴趣。”休伯特说。

　　在美国为新兴富裕阶层画像攒够路费之后，胡博就上路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了，“他去了夏威夷、爪哇和雅加达。之后他去了印度，从印度出发去了中国，在中国住了一两年，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画。”胡博·华士在中国各处游历，画了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的满族青年、福建水师军官的女儿，还有苏州的大家闺秀。“这些都是写实主义的杰作，青年身上的丝绸衣服，少女身上丝衣的纹路，还有栩栩如生的表情，就连皱纹都可以传神，这些是中国传统绘画中看不到的。”郭小凌对这些作品赞不绝口。

　　而那三幅达官贵人的画自然更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袁世凯是辛亥革命中的弄潮儿，画那幅画的时间段应该正是他向荣禄告密而最后让戊戌变法夭折的时间，正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郭小凌分析道。胡博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叫做诺曼·穆泽的挪威人，后者正是新军司令袁世凯的军事顾问，也将胡博引荐到了袁世凯面前。那正是义和团运动前夕，军中反洋情绪高涨，袁世凯却待他如上宾，每天早晨挤出时间为他做模特。袁世凯也将他推荐给了掌管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留下了肖像。“我祖父有每幅作品都自己留底的习惯，留在中国那幅不知去向，这一幅是他带回美国的拷贝”。但胡博并没有留下给李鸿章画像的记录，因此专家猜测李鸿章的肖像是用照片临摹的。

　　这还并不是胡博所说的“人生的高潮时刻”，尽管他一直很想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画像，但直到1899年他离开中国，他也未曾实现这个愿望。但到1905年，中国的总理衙门专门联系他，让他火速去中国一趟。

　　“祖父那时很忙，于是就要了很高的价钱，但是他们居然答应了。于是他上了去中国的船，过了6至8周才抵达。他上了马车，进到颐和园，才明白邀请他的并不是普通高官，而是太后本人。”祖父的这段历史让休伯特很着迷，讲起来也绘声绘色，“在起了几次稿之后，他开始作画了。他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写实画家，于是忠实地体现了太后的长相。太后看了画，表示很喜欢画本身，但是不喜欢自己脸上的皱纹。可是祖父从来不会改动自己的画作，于是他回到自己下榻的旅店兼临时工作室，倒了几杯威士忌，问自己该怎么办，最后决定妥协。”

　　胡博·华士修改过的画作让慈禧大为赞许，给了他很多赏赐。休伯特说，祖父把原始的画完成了，带回了纽约，那幅画赠给了哈佛大学的博物馆，“画中她脸上有很多皱纹，就是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的形象”。而那幅被修改过的画作，现在仍然在颐和园。之后，胡博·华士取道朝鲜，为当时的朝鲜国王画像，等他回到纽约后不久，日本入侵朝鲜，国王遇害，“他也带回了作品的副本，是现存的唯一的朝鲜末代国王的影像。”

　　画作背后的生与死

　　晚年的胡博·华士，再也没有做过长途旅行。“他晚年经常画的对象是慈禧太后赏赐给他的家具和瓷器。”那些带回纽约的画作，在他去世之后，都被休伯特的父亲所继承。“我的父亲当时在欧洲发展，所以把所有的画都带到了欧洲，当我的父亲去世之后，我和母亲就前往父亲在巴黎的画室，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些作品。”

　　胡博留给儿子的画作一共有30多幅，“我看到的时候那些画颜色已经发黑，还生了很多虫子。我父亲只是随便地把它们堆在一起，画室也被人破门入室，已经被偷了很多东西，不过那些画估计因为太破旧所以无人问津。”休伯特的母亲认为，这些画作已经和垃圾无异，建议就地扔掉，“但我认为那些东西上有家族的记忆，坚持要把它们运回美国，保存在车库里。”

　　这些画重见天日也是因缘际会的结果，“我自己做一些小生意，我的公司里有位会计，他有一次到我们家来，在车库里看到了这批画。他的德国裔岳父是很高明的油画修复师，听他说了有这批画的存在，就要求来看一看。”那位修复师很惊讶地发现，这些画用的画布和油彩都很高级，“我的会计就跟我请求，能不能让他的岳父来修复这些画作，因为岳父退休住在他们家，语言不通，生活寂寞。我就答应了。他的岳父花了2年时间，修复了30幅作品，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美丽的画，都是他工作的成果。”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忧伤的结尾，“把所有的画修复完了以后，他很快就去世了。我的会计跟我说，他的岳父觉得再没有画可以修复了，人生失去了意义。”插图/苏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