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WTO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入世十年 中国成为主要参与者江玮

　　

　　本报记者 江玮 大连报道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十年。入世十年给中国带来诸多变化，得益于贸易的增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并非都是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不止一次表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

　　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WTO副总干事Alejandro Jara接受本报记者专访。Jara从事贸易政策工作已经长达35年，在成为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之前，他是智利驻WTO的代表，参与过和中国的双边谈判，当时就期望中国能早日加入WTO。

　　Jara用“惊人”来形容中国入世十周年表现，他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在WTO内部的平稳融合，并发展成为主要参与者。

　　对于WTO眼下最大关切——多哈回合谈判，他坦言谈判现在已经进入僵局，今年已经无法完成。虽然区域合作的加强导致人们对多哈回合谈判的热情降低，但Jara依然认为WTO有它不可代替的地方。“有些事情不能仅通过双边来解决。”他说。

　　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已经有十年时间了，你如何总结中国在过去十年的表现？

　　Alejandro Jara：对于中国的表现有很多衡量的方式，我想用一个词：惊人的。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融入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融入的过程很顺利，但也不是说没有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贸易实现了巨大增长。贸易越多，问题也就越多。不想遭遇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进行贸易。

　　中国不仅贸易实现了增长，也更多地参与到了WTO的体系中来，在参与和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机智、建设性、创造力和活力。中国已经成为WTO的主要关键国家。

　　《21世纪》：中国已经从新手发展成为主要关键国家了？

　　Alejandro Jara：15年前，WTO的核心国家是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四年前是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现在有五个，多了一个中国。有人甚至提出了G2的概念。

　　《21世纪》：你认同G2的概念吗？

　　Alejandro Jara：对于G2、G4、G5这些概念，我提不上是赞同还是反对。WTO是一个多边机构，它的决定是基于各方共识。不管讨论的形式为何，只要它有助于建设共识，都是受到欢迎的。但大家要看到问题所在，是谁的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达成共识的效率。

　　《21世纪》：中国商务部方面认为，中国已经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国，你赞同吗？

　　Alejandro Jara：对于政府实施的措施，尤其是限制贸易的措施，并不关乎合法与否，这些措施都经过授权。从数字上来说，中国是受这些措施影响最多的国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主要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欧盟。

　　《21世纪》：不久前，WTO驳回了中国对美国轮胎特保案的上诉，你怎么看此案？

　　Alejandro Jara：我们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秘书处负责实施这个机制，我不能回答具体案例的问题。

　　《21世纪》：你是否认为这个案例有政治因素牵涉其中？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奥巴马是为了转移国内政治压力发起了轮胎特保措施？

　　Alejandro Jara：从不同程度上说，每个贸易措施都会涉及政治，无论是好是坏。如果你告诉我某个案件和政治有关，我也不会惊讶。最终做出决定的都是政治人物，他们有政治责任，政治因素会牵涉其中。

　　《21世纪》：鉴于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的趋势，你是否对此感到担心？

　　Alejandro Jara：我们注意到了全球经济放缓的问题，这意味着更少的消费、生产、投资和贸易，这会导致失业率增加这种社会灾难。我们看到经济已经出现一些复苏的迹象，但这不会自动提升就业率，这便造成了问题。失业率带来了保护主义的压力，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每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些限制性政策，它们可能影响了一两个经济体，但事实上从全球范围的贸易来说，这只是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小部分。

　　第二，大部分这些措施都已经被WTO协议所预见，因此这些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并不能得以实施。它们都在控制之下，因为它们会受到挑战。虽然看到更多的限制政策在被运用让人不安，但是其实并不比过去多。

　　《21世纪》：WTO能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吗？

　　Alejandro Jara：WTO能帮助政府不做愚蠢的事情。

　　多哈回合今年无法完成

　　《21世纪》：今年原本是多哈回合谈判结束的期限，你现在对它感到乐观吗？

　　Alejandro Jara：不同政府和团体在去年举行了高层次会谈，各国领导人和部长都在说希望今年能够结束谈判。我们在日内瓦进行了很多努力，希望能够使之成为可能。现在的结论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这不是乐观、悲观的事情，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在今年完成了。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而是因为一些关键政府认为它们内部的分歧太大，又找不到化解分歧的途径。我们需要建立程序，找到推动各国前进的基础，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21世纪》：你是否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已经陷入僵局？

　　Alejandro Jara：是的，因为我们无法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未能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国家中，比如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

　　《21世纪》：完成多哈回合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Alejandro Jara：你需要找到平衡。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我们试图第一次实现农业贸易的自由化。这意味着消除、减少很多农业方面的补助，尤其是在工业化国家。为了使之成为可能，你需要找到平衡，使农业方面付出的代价能够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现在这种平衡还没找到。没有人能够得到他想要的所有东西，可能需要比他们事先准备的付出得更多。在这一过程中，各方需要表现得更加灵活和富创造力，也需要现实主义。

　　《21世纪》：有人认为坏的协议总好过没有协议，也有人认为宁可不要协议也不要一份坏的协议，你会选哪一个？

　　Alejandro Jara：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取决于不同人的眼光。因此，对一方好的协议可能对另一方却是坏的，对一个国家农业来说坏的协议可能有助于它的服务业和工业。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扮演的角色？

　　Alejandro Jara：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开放了它的经济，它还可以做得更多，如同它在双边问题上如建设自贸区表现的那样。中国从多边贸易体系获得了很多好处，它也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者。中国需要做的是建设更好的市场、更好的规则。中国不仅要为多哈回合谈判做出更多贡献而努力，也需要追求它自己的利益。中国已经表现出了积极、建设性的一面，现在只需要继续如此，在成员国之间寻找共识。

　　《21世纪》：区域性合作正日益受

　　到重视，地区合作的加强是否导致人们对多哈谈判期望值降低？

　　Alejandro Jara：两个国家之间或者是国家群体之间讨论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例子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些国家想实现贸易自由化，打开市场。其次，这些国家不想遭到歧视。打个比方，韩国和美国开始谈判，欧盟也会紧随其后，因为他们担心失去韩国市场，这样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并非坏事，因为这有助于实现经济自由化。不过意识到另外一些事情同样重要，有一些事情出于政治原因不能通过双边来完成。当你面对一个对农业实行高度保护的国家，你不能实现贸易和农业自由化，你唯一能做的是在WTO寻找解决方案。

　　《21世纪》：现在大家经常会讨论对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你是否认为WTO需要像IMF那样进行改革？

　　Alejandro Jara：WTO是一个新的机构，它于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在15年前才重新改造了自己。其次，多边贸易体系传统上就是灵活的，它一直在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程序和实践可能出现，打破过去。但现在我不认为WTO需要改革，现在一切都还好。其实几乎每个星期我都能看到小的变化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