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的金融史

　　文/蔡恩泽

　　发轫于草根、依托于乡土、惠及于亲友的民间金融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潜滋暗长，源远流长，与官方金融相生相克，并行繁衍。

　　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民间金融是从西周时代开始，当时借贷的贷字有施、借、举物生利三层意思。

　　《周礼·地官·泉府》记载：“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所谓“以国服为之息”，是当时设置的“泉府”这一机构对借贷者的资格进行严格审定，根据借贷者的政治身份和偿还能力决定是否收取利息或收多收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四起，战火连年，放贷成为政治军事斗争的手段之一。晋文公在外避难19年后回国，想让百姓过上安定的日子，国卿魏绛建议晋文公施舍孤苦，对平民施以恩惠，减少他们的劳役，并将刘蓄的资财贷给需要的人。于是从国君开始，国家很少有囤积居奇的人，人们将积蓄借给需要救助的人。国家最终没有不流通的积蓄，资财都散在民间，没有特别穷困的人。

　　春秋战国民间借贷互相救济的风气承接了西周传统，到了战国中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专门从事高利贷经营的子钱家(即放贷者)，也有富商兼营，高利贷经营者下贷布衣上贷王侯。

　　到了两汉时期，国家的赈贷救济政策和民间的借贷并存，而且高利贷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市场体系和相当的市场规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颇有影响，甚至官府在财政紧张时，也都要向高利贷者借债。

　　从汉代开始，借贷受到法律制约，借贷利率在法律上受到严格限制，专门设有“取息过律”的罪名，即使是诸侯，如果犯了此法律条款，也要治罪，蹲大牢并削去爵位。据《汉书》卷一五《王子侯表》记载，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旁光侯刘殷放高利贷没有向官府申报课税，且放贷利率过高，被免职。但究竟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为多少，史册上无从考证，估计不会超过年利率20%。

　　东汉末年，民间高利贷已很普遍。《魏书·武帝纪》记载，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当时平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为了免除抗租抗税的牢狱之灾，人们只好借高利贷应急，恰如饮鸩止渴。

　　南北朝典当业兴起，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平台。其操盘者是寺庙中的和尚，和尚成了金融工作者。佛教传入中国后，寺庙不仅香火旺，金钱收入也多。上至皇帝下到地主、商人，为了表白自己的虔诚，争相给寺庙施舍财物。由于戒规所限，寺庙虽富得流油，和尚们的日子还是比较清苦，大把的银子堆积在寺庙里要保值增值，于是长老萌生了放债的欲望，向穷人开放典当生意，既解决穷人的燃眉之急，又做了慈悲之事，还有盈利，真是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进入唐朝，民间金融进入鼎盛时期，典当业分为官办和民办两条线，各做各的生意。而法律对民间高利贷也有细则规定，且比较完备，对有息借贷契约的订立、利息最高额度的限制、方式、司法救助、借贷质押物处理、履约责任等，同时契约的履行也兼顾无息借贷契约的司法救助问题。

　　武则天(公元701年)规定，“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不允许按复利计算利息。对于放款月利率，也有明确的上限，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下诏宣布，月息不超过4分。

　　宋代的民间金融已经有了严密的组织，建立了基层社会的国家信贷体系，值得今人仿效。《宋史·食货志》记载，凡是借贷的人，10户为一甲，每甲推选一个当领头的。每50户选择一个通晓信贷业务的人做“社首”。每年的正月，通知社首编甲入册，凡是逃避兵役和品行不端正的人，或者不差纳税钱、不缺衣食的人家不得入甲。

　　与宋同时的金代，大定十三年(公元1163年)颁布了典当法，其内容十分丰富。关于当金，规定按当物估值七成折价，即所谓“许典七分”，从而使官办典当行有了统一的折当比例的标准；关于利息，规定月利一分，即1%，从而比当时天下其它典当行“重者五七分，或以利为本”者要大为降低；关于当期，既规定比以往延长至二年，又允许展期一个月，从而比唐宋时期对当户的苛求缓和了许多。这项法律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我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关于典当的完备法律，堪称中国典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元代在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又有推进，对于民间的借贷契约纠纷甚至于人身抵押借贷，元代法律要求交易双方的行为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合法进行，而且交易双方的行为必须是出于自愿公平的立场，交易当事人必须以诚实为前提，而以自己或者他人的子女为抵押借贷、典当的行为，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这实际上是在禁止人口买卖。从保护人权角度来说，也是一大社会进步。

　　明朝因为客商异地放债现象的普遍深入，引起了明代士大夫及其他各阶层人们的注意，除了其重利盘剥引起受剥削者的反抗之外，因为放债开当铺，得利优厚而又不必服役纳税，故其经济力量的崛起，引起了以土地剥削为主的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的嫉恨，屡屡形于文献之中。当时所谓客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高利贷活动是其重要原因。

　　清代地主剥削农民的高利贷十分残酷。据史书记载：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农民，向地主借了二两九钱，折合铜铸制钱约4800多文，在还不起债的情况下，被迫到地主家当雇工，“以工抵债”，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债务后，分文不剩。而印子钱是清朝时期高利贷中的一种形式，放债人以高利发放贷款，本息到期一起计算，借款人必须分次归还，每次归还都要在折子上盖一印记，所以人们就把它叫做“印子钱”。

　　需要提及的是，清代捐官成风，就是拿钱买官，“京债”成为一种特殊的高利贷，即民间借贷针对买官者、为官者、求官职升迁者所提供资金支持，是国家政权腐败、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的主要根源。

　　通过对我国民间金融的历史回顾，至少可以梳理出以下几点共识：

　　一是民间金融的草根性。我国民间金融最原始的冲动是来自平民生活的窘迫，有显著的互助性，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成了一种谋利行业，商业色彩深厚，但其本质上的互助性还未消失。

　　二是民间金融的盘剥性。民间金融的融资成本很高，一般情况下，举债人如果陷入高利贷的陷阱，想翻身很难。所以就形成了借贷的短期性，这样又促成放贷人抬高借贷门槛，加重盘剥借贷人，酿成社会祸患。

　　三是民间金融的贷方市场性。民间金融是民间资本释放的一个通道，中国的正规金融系统门槛很高，而民间的融资需求又很旺盛，从供需理论来看，这就催生了中国民间金融。而从一开始，民间金融就是贷方市场，僧多粥少，求贷无门，借方一直处于弱势。

　　四是民间金融的官介性。无论哪个朝代，民间金融都有官方介入，受到官方制约，有明确的法律规制，违者要受牢狱之苦。

　　这种官介性对于今天很有借鉴意义，政府对民间金融不能放纵，要有监管，但不是死掐，而是加上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