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世善者经元善

　　从开办义赈到兴办义学，从封建的传统慈善观到开明的近代社会公益思想，经元善的思行难能可贵地随着历史的步调而转化

　　文 | 武汐滢

　　身处“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经元善的传奇一生正应合了乱世出英雄的真理。从开办义赈到兴办义学，从封建的传统慈善观到开明的近代社会公益思想，可以说，经元善的思行都随着历史的步调而转化。在不断变更的新思想的指引下，他勤奋踏实、敢创敢为，努力实践着自身的社会理想，虽难免为时代所左右，却着实在史册上书写下了重重的几笔。

　　首倡义赈，初涉洋务

　　经元善，浙江上虞驿亭人，两岁时随父母迁居上海。其父经庆桂年轻时白手起家，终成上海钱业巨头。经庆桂为人疏财仗义、见善必为，在上海创办同仁辅元堂等多家养老育幼机构，是沪人口中的“经善人”；在家乡设义塾教育经氏子弟，主持过海宁塘抗洪工程的修筑。父亲这些慈行善举无不影响着少年经元善。

　　经庆桂去世后，经元善子承父业，任同仁辅元堂董事，经营仁元钱庄。由于经营得力，在上海绅商界崭露头角。

　　1877至1879年间，山东、山西、河南等省连年灾荒，经元善联合其他善堂董事公开募款，首倡义赈。随着义赈事业的深入，经元善毅然停歇仁元钱庄，成立“上海协帐公所”，联合热心绅商专司赈事。赈捐代收点的分布也由最初的江浙扩展至全国重要商埠，甚至连东京、新加坡和华盛顿等华人密集区也有所覆盖。

　　义赈初期，经元善的慈善动机还不免带有封建色彩的余绪，他相信善恶报应，曾言“救人之荒必可免己之荒……善恶报应，一定之理”。而步入1880年代之后，经元善的慈善观开始越出传统善恶报应观的窠臼，初步染上了普济理想的色彩。

　　由于在政府主导的洪灾后再设厂赈饥的方式治标不治本，经元善考察直隶水系河道后发现，只有办河工疏通河道，才能永久破除祸患，于是派人兴修水利，造福一方。他还大胆提出“官义合而为一”的思路，在认可政府权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留义赈清廉公正的优势。这种做法要求政府遴选笃诚好善的司事前往灾区，亲查灾民户口，而后发放赈款，因不经官吏手，减免了官赈中常有的贪污、挪用现象。1900年，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采纳此法，将之运用于陕西大旱灾的赈务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由于参与过豫、皖、苏、晋、浙、鲁等省的历次重大赈务，经元善结识绅商、朝廷要员众多。又因组织才能突出，尤得北洋大臣李鸿章赏识。1880年，经元善被李鸿章召见，并委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总办的副职)，从此开始涉足洋务企业。

　　阻路官弊，寻路维新

　　在经办洋务过程中，经元善发现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于是决定采取公开招股融资的途径。他在报上刊登招股章程，公告预算，承诺股息处理原则，一月后即超额完成了45万两的融资计划。然招股集资的做法招致了织布局官方代表的不满，经元善无奈辞职，退居家中。

　　1881年，李鸿章再请经元善出山，任上海电报局会办。次年，洋务企业体制改革，电报局由官办改为官督民办，经元善的品级升为总办，经营自主性变大。此后，他继续发扬招股融资的做法，并任人唯贤，力除官气，当年电报局即扭亏为盈，获利近2万元。至1900年，在经元善的经营下，电报网几乎遍布全国所有重要省市和主要商埠，报费年收入增长20多倍，电报局亦成为当时最成功的洋务企业。

　　然而，官督民办的模式也使政府在企业取得丰厚利润后予取予夺，官方仍视企业为己产。经元善对此提出了许多办厂新方，却不得李鸿章支持。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向经元善抛出“橄榄枝”，电邀他协助筹备湖北织布局。经元善考虑到，“未遂志于沪上，或展布于汉皋”，便答应赴汉。孰料独断独行的张之洞对他提出的一整套办厂建议根本不予采纳，经元善不禁深深感慨，“湖北官气之浓甚于沪”。其后虽继续任职于电报局，却对洋务企业渐失信心。

　　四年后，经元善从经营16年的义赈事业中急流勇退，他认为义赈已开好了风气、张好了网络，可以开始寻求更能改变国家的公益道路。

　　其时，甲午战争中清兵的连连败北，使新兴资产阶级里的维新派无法按捺改革之心，“仿泰西设议院”成为政治改良派的共识。在结识旅居上海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经元善认同了其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但是，经元善与维新派保持着“和而不同”的关系：在维新变法的目的上与对方一致，但在策略和方法上持有己见。

　　与康、梁主张先从上层政治着手，实行立宪、开制度局、分办新政有别的是，经元善更强调办学堂以开民智的重要性。1893年，他募集资金在上海创办经正书院，书院中西并课，聘请梁启超等新知识分子任教。1896年，书院因经费困难，后并入盛宣怀所办的公学。

　　开风女学，迎击庸世

　　中国千余年来女学不兴，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这日渐成为导致民穷国弱的显因。对此，经元善主张男女平等，认为“有淑女而后有贤子，有贤子而后有人才，有人才而后可致国富强”。

　　1897年11月起，经元善开始在上海筹办女学堂，并得到各方有识之士的支持。梁启超和严肃在各自所办的《时务报》和《国闻报》上发表文章，肯定其意义；洋务大员盛宣怀和南洋大臣刘坤一则提供经费补助；女界也在动员之下捐资助学。经一番苦心筹划，女学堂终于1898年5月正式落成并开学。

　　女学堂课程在中文、西文外，还开设体操、缝纫、刺绣、琴棋书画等课。其后，各地办女学风气渐开，尤其江浙等地，女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料两年后，因经元善卷入政治事件，女校被迫停闭。

　　1899年12月25日，慈禧依荣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下诏后天下哗然。这就是晚清的“己亥建储”一案。听闻消息的经元善悲愤难抑，12月28日，经元善做出了以卵击石的行动，联合章炳麟、蔡元培、黄培炎等1231名旅沪维新人士和绅商，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电文，反对废帝一事。顿时朝廷震怒，下令缉拿经元善。后经元善辗转逃至保皇势力较大的澳门，在友人和澳葡当局的保护下才得以保全，但仍难免经受囚禁之苦。

　　清廷改元立储的计划最终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下流产。1900年后，义和团兴起，当初策划废帝的慈禧仓皇逃出紫禁城，荣禄等人获罪。次年，已年老体衰的经元善被澳葡当局释放回沪。

　　在风起云涌的晚清历史舞台上，“己亥建储”一案只是一片污浊的黑云。然而，当黑云笼城之际，敢于振脊而起为争得一份光明而抗争奋斗，无疑是人生的大善。

　　1903年秋，63岁的经元善病死于沪上家中，结束了其身兼慈善家、实干家、改革家和教育家的丰富一生。而其一生所为，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精神，被蔡元培评价为“言信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