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无秘密

　　策划 | 本刊编辑部

　　“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还没有郭美美一个人影响力大。”基金会中心网首席执行官程刚的话中有自嘲，有无奈，或许还有几分——释然。

　　是的，释然！7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两日后便“晒”出了首个账本：青海玉树地震的捐赠收支情况；而民政部最近也起草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由于以前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内容有些语焉不详，这因此也被称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第一个信息披露行业规则”。

　　虽然有很大的被迫的成分，但毋庸置疑，已站在聚光灯下的中国慈善业正在做出改变，开始打开以往紧闭的大门。而除了寄希望于公益组织自律以及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法规外，谁还能加快这一已停滞了很久的进程？

　　《中国慈善家》认为，眼下主要有三股外在力量理论上可以推动公益组织加速自身的透明化，包括信息披露平台、第三方评级机构和公众监督。但在实际中，它们发挥的效果到底如何？是否真正起到了对公益组织的制衡作用？或许读完本期的封面故事后，你会得出自己的答案，并且——更理解程刚等人。

　　尽管只是“小学一年级的水平”，但经历了漫长孕育过程的基金会中心网毕竟迈出了推动行业透明的第一步

　　黎明破晓前

　　文 | 本刊记者 武汐滢

　　2011年7月8日，基金会中心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庆贺自己的周岁生日：倡议各基金会“晒账单”。虽然此想法早在一个半月以前就已诞生，但真正实行时，却正赶上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所以，这份呼吁可以说显得颇合时宜。

　　当天，基金会中心网收到的“生日礼物”甚是可观：全国各基金会近300名负责人联合发出了《公益基金会“晒账单”倡议书》。然而，揭开这层看似华丽的“包装”，“礼物”的质量坦白说却有些不尽如人意：

　　在中华慈善总会下属的披露平台——中华慈善网上，中华慈善总会通过邮局捐赠的名单，最近的日期显示的还是2008年9月。虽然首页下方有“捐款详单”的板块，但点击进入，只有2008年的抗震救灾详单，列出的也只有捐款人姓名和数额，却查不到公众最关心的善款流向和善款使用信息。而其他项目，大多则只有项目介绍和联系方式，而没有有关捐款的任何情况，很多链接甚至是空链接。在央视记者所调查的几家5A级公募基金会中，做的相对较好的反而是最近备受争议的红十字基金会，其查询平台上的财务、项目信息都较为详尽。

　　“中国目前有2000多家基金会，其中1300家基金会没有网站，800多家电话联系不上，有的甚至称基金会的信息是商业机密，不能提供。”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对《中国慈善家》说，“所以，公益行业的透明要从基金会开始，基金会的透明从信息公开开始。”

　　“基金会行业有法规，有规范，职业化、专业化程度在公益慈善组织中处于较高层级。”基金会中心网首席执行官程刚对《中国慈善家》进一步解释道。

　　2006年，民政部发布了《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规定基金会必须公开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公募基金会组织募捐活动的信息和基金会开展公益资助项目的信息。然而，政府对于信息公开的要求与期望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强烈。《办法》规定，“基金会每年3月31日前将经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上年度工作报告向登记机关报送检查，审查通过后按统一格式在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但那些“指定媒体”其实都略显冷僻。

　　而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的呼声却越来越高涨。2006年，社会捐赠总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及汶川地震激发的捐赠热潮，更是使社会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可想而知，在民间捐款额不断刷新纪录的同时，人们对善款流向这笔“糊涂账”的容忍度也将越来越低。在中国成立一个像美国基金会中心那样的第三方信息披露平台已刻不容缓。

　　漫长的孕育

　　基金会中心网2009年开始筹备，2010年进入实施状态，并于当年7月正式上线。尽管这个过程看起来时间战线拉得并不长，但实际上，徐永光们却已为此努力了二十余年。

　　早在1990年，徐永光等人就对行业如何进行自律的问题开展过一些交流，甚至尝试注册一个基金会行业联盟，但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这样的机构存在。“1995年我们还被领导找去谈话，说行业联盟是非法组织。”徐永光有些无奈地说。

　　不甘心的徐永光等人转而采取迂回策略。1998年，他们联合中华慈善总会和17家基金会成立了非营利组织信息网，同时注册成立了致力于信息服务的恩玖非营利中心，开展关于公信力的培训。当时，从美国引进的四门课程被公认为是慈善行业关于公信力培训的启蒙教育。而在2005年，徐永光当时所在的青基会等机构更是共同发起了“中国非营利组织自律行动”，将咨询机构设在恩玖中心，并吸收世界各地国家的成果，推出了一套条目达100余条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公信力标准”。后来在执行中，他们发现这套标准太宽泛，比如对于一些草根NGO组织就并不适用，于是又陆续据此形成了针对草根组织的“自律吧”和针对非公募基金会的“非公募组织组织自律宣言”。

　　如果说，之前一系列努力只是行业自律的治理行为的话，那么2009年的美国之行则让徐永光、程刚等人找到了一条将其系统化、整合化的道路。当年，作为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轮值主席的徐永光组织成员们进行了一次针对美国基金会中心的访问之旅。“受到了震撼”(详情参见本文附文)，这是所有成员的共同感受。一行人在美国当即就决定，也要做中国的基金会中心。

　　其实，对于美国基金会中心，他们并不陌生，也曾经切实尝试过，甚至在1990年代，程刚就已经注册了包括foundationcenter(基金会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域名。而2007年南都基金会成立时，徐永光也在理事会上提出了做一个类似基金会中心的信息披露平台的建议，“但当时他们不太吃得准。”

　　不过2009年，环境已然发生了变化。汶川地震期间，基金会捐款使用的透明度不高，已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关注。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提出关于社会治理的要求，“十一五”还特别提到“要完善民间组织的自律机制”，再加上之前业已形成的一系列自律标准准则等成果，徐永光等人觉得，基金会中心网诞生的契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了。

　　最终，中国有影响力的20家非公募基金会和15家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筹建了基金会中心网。自2010年7月8日上线以来，它已采集到中国2302家基金会中92%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住所、官网地址、理事长、业务范围等。今年，则要力争做到全覆盖，“即使有些基金会已处于休克状况，也要把实情公布。”

　　“基金会中心网的目标是将中国基金会信息一网打尽，给基金会提供没有成本没有门槛的自我展示平台，为公众设立寻找玻璃口袋的平台。”徐永光说。

　　起步

　　在徐永光的设想里，对所有基金会一视同仁的基金会中心网建立后，会促使行业逐渐做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只有将这个平台运用得好，披露信息得好，才会得到更多人的信任。“对于一些想发展好的基金会，基金会中心网会形成竞争压力，让它们比赛透明；对于想混的基金会，则形成了被淘汰甚至被问责的压力。所以，这样的机构对整个行业起到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约束作用。”

　　然而现实永远不会像理想那样美妙。程刚介绍，成立之初，基金会中心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信息采集，其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种是基金会直接向基金会中心网提交年度工作报告和公益项目信息。为此，基金会中心网的信息采集员要联络所有基金会，向他们发函、发邮件、打电话，常常一家基金会要沟通多次；而另一种渠道则是在全国和省级民政部门获取基金会向民政部门提交的或放在民政部官网上的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

　　但事实上，基金会信息被挂在网站上后，还是会有基金会人员打来电话质问：“我上交的内部信息，怎么能随便挂出来？”甚至还有省级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在电话里斥责：“谁让你们做的？我们政府都还没做，你们搞得我们很被动！”在本刊记者采访时，看到基金会中心网的工作人员翻查了一个上午，才把全国性基金会刊登在一年的《中国社会报》(国家民政部主办)上的年度工作报告找全。而在报纸上刊登信息要像登广告一样，交版面费，很多基金会也不乐意。基金会中心网正在推动民政部将其纳入到指定媒体中，今年8月初，云南省民管局与基金会中心网已达成合作，后者将成为云南省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并且在基金会中心网上开设云南地方频道，促进云南基金会对外传播与合作。

　　此外，采集到的信息质量也很不理想，其中有20%的财务数据因为本身报表的一些低级错误在录入时被数据库拒绝，工作人员只能重新算帐。由于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是根据民政部门要求填报的年检文件，财务数据均需经过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所以基金会中心网不负责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基金会或公益服务机构自愿提交给基金会中心网的，则声明对其所提交的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而在信息覆盖率上来以后，则面临着更好地构建综合信息采集、分析与发布的信息披露框架的问题。比如以“中国移动”名义捐的1000万元，可能是各地移动分公司几笔捐款的总和，如果不做好数据处理与解释，网上查询到的中国移动捐款数额就可能少于实际情况，从而引发公众质疑。

　　目前，基金会中心网重点披露的一类信息是年报财务信息。程刚介绍，他们已采集到基金会2008年、2009年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信息达85%以上，2010年度各基金会年报财务信息的采集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已达到70%左右。至于项目信息，则并不强制披露。“年度工作报告、财务会计报告相当于‘过去式’，专业性强，公众并不大感兴趣。公众更关注的是‘现在进行式’的项目信息，自己的钱花在哪了？基金会做了什么项目？受益群体是谁？中间过程怎样？评估结果如何？”程刚说，“所以这个网站专业性很强，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基金会行业从业人员和相关者是它的主要受众。”

　　在程刚眼中，信息披露其实是门很严谨的学科，他也承认，基金会中心网目前还有很多不足，“只是小学一年级的水平”。他现在每天都在想怎样提高用户体验，像美国的基金会中心那样开发出一些先进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功能，比如一款名为“慈善搜索”的应用。换句话说，信息披露平台也仅仅是基金会中心网的第一步，为整个行业提供能力建设服务才是其终极使命。

　　基金会中心如同美国慈善事业这台“主机”的中央处理器，每天都在分析着纷繁复杂的公益数据

　　基金会的信息中枢

　　文 | 本刊记者 徐赫

　　美国的信息中心在哪里？很多人也许会脱口而出：硅谷。但是，掌管着美国近十万家基金会信息的阵地却在美国的商业中心纽约。

　　在这个俗称“大苹果”的超级城市中心，一家从事整理和收集美国基金会资料的机构——基金会中心(Foundation Center)“隐居”在繁华的第五大道上。每天，美国基金会的更新资料都会在这里进行汇总、反馈，如同美国慈善事业这台“主机”的中央处理器，分析着纷繁复杂的公益数据。然而，颇为有趣的是，这台美国基金会的信息枢纽，最初诞生，确是出于政治原因。

　　20世纪中期，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帮助南韩抗击北韩。这场意识形态层面的对抗，也煽动起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反共情绪，但凡可能与共产党有一丝关联的组织和个人都被纳入进了美国国会的审计视线，而基金会就是其中一分子。

　　其实，美国的慈善组织被人们敌视始自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通过慈善来避税的巨大优越性，基金会可以成为一些商人拿来当做了、减少运营成本的“挡箭牌”，基金会组织由此也变得鱼龙混杂起来，人们在慈善行业里各取所需。而一些参与政治斗争和维权的基金会则因为不被美国人民所了解，被列入了“非美亲共”的行列中。

　　为了调查美国一些基金会从事的“非美活动”，美国国会成立了独立调查组。“许多基金会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像谈恋爱，初期对彼此有所爱慕，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出现怀疑和猜忌，要解决此，就需要坦诚。”基金会中心网现任主席布拉德福德·史密斯(Bradford K.Smith)对《中国慈善家》说。

　　经过协商，最终，美国国会和基金会领导人达成了共识，由一些基金会领导者成立一个“可以战略性储备基金会信息的地方”用来披露和查阅美国各个基金会的运营数据和人员状况。秉承着这样的历史使命，美国基金会中心图书馆在1956年成立，原拉塞尔基金会主席爱默生·安德鲁斯(F. Emerson Andrews)出任第一任馆长。他的著作《基金会观察者(Foundation Watcher)》一度成为了基金会如何披露信息的参考书籍。“美国基金会一定要运作透明，这对于人们相信慈善事业是至关重要的”也成了安德鲁斯的奋斗目标。

　　经过安德鲁斯和基金会中心图书馆的努力搜集和披露基金会信息，风波逐渐平息了下来，人们开始通过一张张报表来了解自己关心的基金会运作情况。1959年初，基金会中心图书馆内已经收集了6000家基金会的数据，并有超过7000页的资料供公众查阅。其中涵盖基金会的财务运营报表、税收、人力资源信息以及活动信息等数据。

　　1986年，基金会中心图书馆正式命名为基金会中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咨询机构，服务范围也从最初的收集整理和披露信息扩大到增设募捐、项目咨询等服务。如今，人们只需要通过基金会中心的网站或者邮件就可以查阅一家基金会的所有运作项目的细节，甚至连最小的购买铅笔的费用都可以查阅得到。近年来，基金会中心更是开发了许多应用软件供人们更方便、快捷、有效地查阅基金会运作信息。比如针对资助型基金会的透视化工具Philanthrop yInsight，可让数据视觉化。鼠标轻按，全美所有基金会的地点、资助的项目以及项目点即清楚地显示在基于谷歌的动态地图上。

　　在基金会中心的一次年报上，有人用五个要点来总结慈善事业透明的重要性：

　　1，慈善事业对于是民主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透明是增加公信力的关键。

　　3，慈善知识进步的前提是拥有准确的统计信息。

　　4，只有几乎准确的信息才能提供可靠，有效的慈善资源

　　5，分享信息和认识才能有效沟通捐款人和非盈利组织

　　目前，美国基金会中心正致力于向全球进军，希望收集全球基金会资助情况信息。而这五点准则其实已率先给各国的基金会提供了参考，或者说——警醒。

　　中国公益正在经历的尴尬，似乎未能影响官方给出的评估等级中“A”的个数

　　公益标普

　　文 | 本刊记者 熊静如

　　今年8月，世界两大经济体罕有地先后遭遇到了“降级”的命运——标准普尔刚刚拿掉了美国信用评级的一个A，摘掉了其长达94年的“3A”光环，并在其脑门上盖了一个“前景负面”的戳儿；月末，同样身为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又将日本公债下调一个级别。

　　而某种程度上与其同病相怜的，还有经历了一个多事之夏的中国公益事业。在社会各界铺天盖地的质疑与指责声中，“公益”这个词，正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其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中国公益事业的整体公信力大幅下滑。

　　不过，与经济前景备受质疑的美日两国相比，中国公益事业应该算是幸运的——不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与挑战，中国公益界都不必担心官方给出的评级中“A”的个数，本应对其产生制衡的评估机构，似乎与外界舆情处在两个完全隔离的世界中。“我国对慈善机构的评估分为问责导向的评估和问题导向的评估，但目前这两种评估都存在不足，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尚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对《中国慈善家》指出了症结所在。

　　永不掉A的“考试”

　　在中国，公益组织对公益项目的评估不可谓不重视，国家专门针对公益机构评级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定专门部门进行。负责给公益机构打“A”的，正是民间组织共有的领导——民政部。但在采访中，本刊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参与过民政部组织的慈善机构评估定级工作的受访者均表示，评级的详细指标需要保密，不能对外透露，仅可公布评级结果。也就是说，即使某慈善机构得到一个“差评”，也无从获知其背后的具体结构和问题指向。

　　“国外的指标体系也是不外露的，这是一个通行惯例。”曾参与过民政部慈善评级工作，现任中国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的耿和荪对《中国慈善家》说。在中国开展评级工作之初，民政部评级小组成员们也曾到国外去学习经验，希望了解对方所使用的评级指标体系，“老想问，可人家就是不说”。

　　但据耿和荪介绍，国外评级机构的指标之所以保密，原因在于美国没有官方的评级行为，所有评级都是商业评级，因此，详尽指标体系不啻为商业评级机构的核心商业机密。的确，从近期“搅局”的标普和穆迪，再到享有盛誉的惠誉，这些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都属于商业性质，评级指标体系作为其竞争的“本钱”，自然受到了“严防死守”，以防止发生泄密情况。

　　如此看来，民政部对评级指标保密也是在“遵循国际惯例”，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这种国际惯例在中国行得通吗？

　　根据《全国性民间组织评估实施办法》的规定，民政部对全国性民间组织进行评估不收取评估费用，所需经费由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专项经费列支。由此可见，民政部评级完全属于一种非商业的政府行为，因而也不必为评级失误埋单。然而，商业评级是具有竞争性的，倘若出现判断失误，势必影响到评级机构自身的信誉，相形之下，不用为评估结果担责的民政部有何理由一定要遵循商业评级的“国际惯例”，而坚持不公开评估指标体系呢？

　　不公开评估指标体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参见民政部发布的评级结果：近年来，获得最高评级5A的机构基本未有变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6家机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从未退步。在其他级别中，耿和荪也表示未曾听说过降级的现象。可是，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记录，确有被关停的公益机构自动在评级结果中消失，但级别下降者却从未有过。

　　事实上，根据中国现行法规，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几个“A”所带来的差别，不仅仅是“榜上有名”的空头荣誉，更与其税前扣除资格评定密切相关——3A及以上才有资格申请税前扣除。这也就意味着，评级结果关乎着各公益组织的切实利益。

　　评估“游侠”

　　近年来，民政部也时常会委托学术机构对NGO组织进行评估，于是，学者评估成为了官方与民间评估相结合的过渡地带。但是，相较于官方评估而言，学者们进行的民间评估的保密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主导过多个非营利组织评估项目的邓国胜向本刊详细地介绍了评估工作的几个维度，但被问及具体案例时，他却表示不能相告，“我们要对客户负责。”邓国胜所说的“客户”，指的就是评估工作的出资方。据了解，民间评估的出资方来源广泛，有些是公益项目捐款人或者是资助型基金会，这类评估多为项目评估；还有一些出资方就是受评机构，评估范围涵盖了组织评估和项目评估。

　　不同于官方评级的“免费”与主导性，邓国胜这样致力于NGO研究的学者团队进行评估工作时，一般都需要先受到出资方委托，再开始组织人力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分析，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实践，最后将评估结果反馈给出资方。

　　然而，这些类似于“订单式”的评估注定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而这主要是由于评估队伍的身份决定的。目前，中国民间评估的主要实施者以学者为主，对于他们来说，评估只是“副业”。在采访中，邓国胜曾强调自己“并不是一个职业评估人，而是一个学者”。与邓国胜相似的还大有人在，民间评估的两员“主力”——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陶传进，也都向本刊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身为学者，为公益机构作评估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

　　而这种“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境况，也造就了一批民间评估“游侠”。比如以上三位学者评估团队中的成员，就多为在校学生，所学专业与公共管理和NGO研究相关，其参与评估的时间并不规律，在有项目通知时才集合起来组成专门小组，而对于“公益评估者”的身份划定，他们也并不认同。

　　“这种‘业余’所做的评估只是当下公益评估的一种过渡形式，真正第三方独立机构的发展，才是公益行业评估发展的大方向。”邓国胜坦承。

　　探索中的独立第三方

　　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位于刘家窑附近一栋商住两用楼里，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以下简称“倍能”)执行主任张菊芳和她的同事因为工作繁忙，仍没来得及吃上一口饭。倍能最近刚刚结束的评估项目是为深圳新现代社工服务中心所做的以能力建设为导向的评估。

　　“其实，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能力建设，倡导参与式评估。”张菊芳对《中国慈善家》说。也就是说，倍能的评估是提供指导，并采取由被访机构自主形成评估指标，最终诞生评估结果的方式。

　　在与新现代社工服务中心的合作中，倍能与深圳市社工协会签署了一年的机构发展顾问合同，合同期间每个月都要对新现代中心进行一次顾问指导，帮助其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和障碍，然后在7月份对其进行一次评估。据张菊芳介绍，一般三周之内可以完成对机构全面的评估，本次评估的费用在8万元左右。“相对于评估小组往返京深之间的差旅及工资费用来说，8万元显然十分微薄。”实际上，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通常在为公益组织进行评估之外，还身兼对商业组织进行评估的职能——后者才是它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客观来说，像倍能这样的独立第三方机构评估往往并不将问责作为重点，而更像是帮助公益机构进行一次自我检讨和总结。以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评估为主的森瑞德掌门人段德峰则更将这种评估工作称之为“与利益相关者对话”，他对《中国慈善家》进而指出，缺乏民间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更是导致目前中国公益信息披露不完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做得好的太少了。”这是本刊所采访的所有业内人士对中国公益组织评估现状的一个共识。中国第三方评估机构目前运营时间都不长。2005年正式注册的倍能，已经算是资格较老的一家，如果算上其前身——美国能力建设专业性非营利组织PACT中国代表处的历史，更可称作“元老”级别。

　　对于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在中国的前景，邓国胜曾在某篇文章中表示，由于许多中国的民间组织并不愿意主动接受评估，因此，像美国全国慈善信息局(NCIB)和福音教会财务诚信委员会(ECFA)这样的独立非营利性机构模式，未必适用于中国。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则更期待商业评估在中国的逐渐成熟，最终出现一个“评估市场”，以及一大批获得认可的“评估机构品牌”。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在中国的未来，他强调：“第三方评估对于中国公益行业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而且将越来越有市场。”换句话说，中国公益领域其实需要的，或许是像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样敢于给任何权威组织机构降级的世界性商业评估“巨无霸”。

　　当众多新媒体形式已使信息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单向度传播轨道时，一些有着浓郁官办色彩的公益机构，却并没有相应的及时打开大门

　　第三极

　　文 | 本刊记者 赵晨

　　1995年，还在中华慈善总会工作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曾倡导公开总会所有账目，因为她觉得“没什么不可告人的”。为此，她还专门跑到香港去找审计公司。可是，并非所有人都认同她的观点，一位副会长当时就在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

　　若在十多年后的今天，杨团完全不会有此麻烦。她只需在网上(还可以用匿名)公布她的建议，以及反对人的信息，很可能就会拥有无数支持者，并最终“迫使”中华慈善总会通过其提议。

　　这并非异想天开，实际上，被称为权力第三极的舆论监督，正以新的形式使类似的事情在中国频频发生。

　　个人的战斗

　　“我真的不能容忍，这触到了我的底线。”尽管事情已过去了20天，吴晨光依然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

　　8月8日上午，吴晨光在自己的微博(http://weibo.com)上发布了一条信息，爆料红十字总会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配有两辆豪华公车。他在微博中仿照铁道部前发言人的语法调侃道：“本人对此未作调查，但结合最近爆出的红色黑幕，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吴晨光是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现任《博客天下》杂志副主编。发微博的前一天，他和朋友聚会，聊天时得知“红会豪车”的消息。虽然信息的准确度只有50%，但这位写过许多揭露性报道的前调查记者，凭着敏锐的新闻直觉认定，如果确有其事，这将是爆炸性的。“捐给红会的，都是救命的钱啊！如果可以拿善款为所欲为，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吴晨光对《中国慈善家》说。

　　一位老同事建议他先派记者去调查，但吴晨光却选择了微博。“我相信网民的力量。”在他看来，微博这种自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在于所受的限制比较小，是“先发布，后审查”。

　　随后，这条消息被迅速转发，也给吴晨光的生活带来不小的波澜：手机被打爆，前后接受了不下20个记者的采访；母亲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整天为他担心；好久不联系的朋友打来电话慰问；而他所在的杂志也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

　　“我的微博没介绍自己单位，是后来有认识的人加上去的，况且那还是没认证的！”吴晨光说，“发那条微博，不代表组织，也不代表单位，只代表‘吴晨光’我自己！”

　　第二天，红十字总会就做出了回应——同样在微博上，其称红会用车完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所谓“司局级以上领导每人2辆豪华公车”纯属谣言。

　　“谣言”二字让吴晨光感到不快，“作为一个公民、一个捐款人，对公权力以及善款的监督是没有边界的。”他认为，哪怕没有根据，自己也有权提出质疑。

　　吴晨光随即写了《给中国红十字总会的一封公开信》，并发到网上。“如果信誉破产，质疑就会不断发酵，‘谣言’就会不断散播。即使‘公车超标门’钻过去了，还会有无数的‘谣言’追逐你们。”他在信中写道。

　　“我不是愤青！”吴晨光说，多年记者生涯让他懂得理性的重要。在他看来，虽然近年来公益慈善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但当发生重大事件时，红十字会等官办机构毕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对本刊表示，自己的本意只是要求这些机构能够更加公开、透明，引入来自民间的监督，这是他“作为一个纳税人、捐款人最基本的权利”。“如果红会在网上公开招募监督员，我一定第一个报名，不要钱，义务的。帮你(红十字会)筹款、恢复名誉！”

　　新阵地

　　同吴晨光一样，网友“龙灿”本来也是记者出身，但后来因为撰写的一则报道得罪了“上面”而被开除。不过，眼下没有工作的他却并没有“吸取”教训，仍继续将文字化作“长矛利剑”。他的新目标是“中国最有文化的地方”——故宫，而这一次，他是绝对的赢家。

　　7月中旬，“龙灿”偶然获知一个重大消息：故宫里的一件国家一级品宋代哥窑瓷器被工作人员摔碎。此前，故宫已接连发生失窃等负面事件，公信力骤降。

　　“龙灿”几乎动用了自己的全部资源，询问过多个专家，其间过程，也让他不得不感叹“消息封锁得太严密了”，但最终，他还是掌握了自认为足够的证据。“告诉大家一个震惊的消息，故宫又出大事了……”7月30日，他以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口吻，将此信息发布到了微博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次日，故宫博物院立刻回应：26天前，国家一级文物宋代哥窑代表作品青釉葵瓣口盘在进行无损分析测试时确实发生损坏事故，之所以未公布是因为事故复杂，调查耗时近一个月。而按照相关规定，故宫博物院应在事故发生两小时内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故宫的回馈显然没有令“龙灿”满意。当晚11点左右，他又连发数条微博：“连内部办公室都保密，这是找原因还是瞒报？”“既然可以隐瞒包括内部人士达26天，我就有理由怀疑真品是否还在！”

　　而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声援。有网友随后指出，8月1日晚央视的《共同关注》节目中，故宫发布的破碎宋瓷照片与故宫官网上的哥窑青釉葵瓣口盘图片明显不符。因此，该网友质疑，被打碎的哥窑瓷器并非真品。24小时后，“龙灿”给予响应，他希望自己能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事故调查组组长陈丽华开展一场“平等的、透明的交流”，因为“谣言止于透明”。而当日晚些时候，“龙灿”又一并“揪”出了故宫博物院曾发生的四起均未上报的文物人为损坏事件。

　　可以看出，在这一后来被称为“瞒报门”的丑闻中，故宫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疲于不断地解释、回应、澄清。就像推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般，“龙灿”的举动引起了更多人对故宫的审视。时隔不久，一位自称“故宫职工”的人士又向《京华时报》“爆料”：故宫善本书库部分图书丢失。多家媒体开始详细总结故宫这一承担着公益性质的机构近期遭遇的丑闻，并冠以诸如“十重门”这样的耸人标题。

　　“我们的悲剧在于，最该有文化的故宫无文化，最该慈善的红十字不善良，最该安全的铁路不安全，最该公平的法院不公平。”“龙灿”在一条微博中尖锐地写道。

　　而对于故宫、红十字们来说，他们如今的“悲剧”则在于，当众多新媒体形式已使信息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单向度传播轨道，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时，这些有着浓郁官办色彩的公益机构，却并没有相应及时地打开大门。

　　[编者按]“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逐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用唐代诗人刘禹锡这首七言绝句形容眼下的中国慈善业，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悲观者认为，层出不穷的负面事件，使慈善组织的整体公信力面临坍塌，整个行业已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的确，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已不全然是危言耸听，但从另一方面看，所谓“大浪淘沙，沉者为金”，此刻又何尝不是一个促进行业彻底洗牌、优胜劣汰的好时机？

　　历史已证明，乱世中，总会出现一些率先觉醒的先锋，它们也许初期力量还很弱小，且并不为人所知，但最终却会将整个时代带向更规范、更可持续的方向。而本刊所撷取的两个案例，或许价值也正在如此。其共同之处在于，从建立伊始，它们就将沿袭自商业世界中的规范深深扎根于公益组织运作中的每一步。

　　如同进行自己的财务投资，爱佑华夏的慈善“投资”同样也会提供给你“收益率”及“利润率”

　　步步精心

　　文 | 本刊记者 卢璐

　　9月1日，爱佑华夏慈善基金会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联合启动了一个新项目：“爱佑新生”病患孤儿医疗养护项目。此前，作为一个产品型基金会，爱佑华夏的核心“产品”其实只有一个：“爱佑童心”。目前，它已是全世界最大的先心病孤贫儿童救助项目，救治的儿童数量超过1万名。

　　但对于一个成立已达七年的组织来说，这样的“产品线”更新速度或许显得有些过于缓慢了。不过，这也可能正是爱佑华夏故意为之的结果。

　　爱佑华夏创始人及理事长王兵还有另一个身份：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而事实上，在投资行业浸染多年的王兵，也的确将其在商业上的一套法则移植到了公益事业上来。他所涉足的慈善项目有着明晰的标准：可复制(即能做大)、可度量及低成本——正如风投选择商业项目一样。

　　其实，王兵也一度考虑过其他项目，比如骨髓配对，或是艾滋孤儿救治、聋儿救治等，但它们实际操作时要么因个案差异太大，无法低成本地规模性复制，要么外部环境不佳，导致进度及成果无法度量。“最早救助艾滋病儿童，把钱第一天给了某个合作机构，结果第二天钱就变成几辆奥迪车；给个人，则会被小孩的舅舅拿去赌博。”王兵曾有些无奈地说。

　　2006年，因为账目清晰，民政部点名要求与爱佑华夏合作救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王兵在调查中发现，这一项目正符合他的标准——手术条件成熟、治愈率高、费用稳定。有政府信用作保，爱佑华夏也很容易找到了“产品”的“分销渠道”。目前，其已与全国30家心脏病权威医院确定了定点合作关系，委托他们接收救助申请，并确定了每一救助对象由爱佑华夏、医院以及社会医保三方共同出资的资助模式。

　　在爱佑华夏的网站上，列有“爱佑童心”资助范围以及项目流程的详细说明。其在心脏病这一大类里选取了18个治愈率较高的细分病种，对每一名患儿身份的核实、手术前的检查以及手术后的回访都严格规定了清晰的步骤和权责方。患儿接受手术后，爱佑华夏会将提供的资助款直接划拨到医院账户里，扼杀求助家庭挪作他用的可能。“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在这个平台上都是有流程的，每个时间点做到什么结果都有规定，怎么跟踪考核，也都可以量化，且全部是用数字来说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向本刊介绍道。

　　更特别的是，爱佑华夏还专门开发了一个数据库，可以实时监控受助人申请、审批、核准和钱款结清的过程，每位基金年的捐赠者都能通过自己的帐号，查到所救助孩子的详细资料和救助进展过程。“就像做自己的财务投资一样，我们基金会提供慈善和公益的‘收益率’和‘利润率’。”

　　爱佑华夏是中国第一家实行财务外包的慈善基金会，财务独立于任何发起人及企业，每年，它都会聘请资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财务报告。而其2010年度财务报告中显示，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仅占本年支出比例的1.46%。这点正是爱佑华夏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其所有运营管理费用都由王兵和部分理事另行支付，除非捐款人特别声明其款项用于行政费用(比如其办公场所的房租就由万通地产指定捐赠)，否则，所有募集款将100%用于慈善。“我们这样做就是杜绝任何可能产生腐败贪污和不清楚的状况。”王兵说。

　　在真爱梦想看来，“透明”就是一种达成高效的市场策略，是一套运营法则，更是一份人人都能看得懂的年报“账单”

　　看得见的“风景”

　　文 | 本刊记者 张琼文

　　今年8月，贵州省黎平县成为真爱梦想基金会2011年梦想教练计划培训的最后一站。按照惯例，真爱梦想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带领着一队经过严格选拔的志愿者辗转半月，为黎平县教育系统带去了创新的理念与梦想的星火。

　　作为一家草根组织，三年来，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像开办连锁门店那样在全国各地设立“梦想中心”，截至2010年底，累计已建成179家，同时，真爱梦想还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可复制、可持续的模式(详情参见本刊2011年第6期《非常教室》一文)。而最为特殊的是，它还是中国首家定期发布年报的公益组织，这种专业的透明程度即使与全球500强企业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中国公益事业备受争议与质疑的严峻背景下，透明与否已成为决定一个公益组织口碑的关键。而对此，潘江雪早有预见：“作为捐赠方，中国公众正逐渐意识到爱心也‘有价’，并开始积极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未来的捐款人将不再是盲目的被‘劝募者’，他们会理智地选择捐或不捐、捐给谁或不捐给谁。最终，只有讲求透明的机构才能赢得‘票选’。”她对《中国慈善家》说。

　　从投资人到公益人

　　点击进入真爱梦想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一张“爱心榜”单详细罗列着捐赠记录，捐赠款项后面均标注着最近的日期，其中不仅有来自像百度公益基金会这种专业机构的倾力解囊，也有普通民众的微薄之力。某种程度上看，这份定期更新的捐赠公示更像是一项长期的进账“帐单”明细。此外，包括年报、季报甚至月报等各种名目的类似信息，也都以标准化的格式，在网站上披露示众。

　　“做公益也应该向审批严格、讲求效率的上市公司看齐。”事实上，包括潘江雪在内，基金会5位创始人全部都来自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的专业管理人员，而随后，基金会也陆续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商业人士加盟。

　　起初，真爱梦想项目运营方式显得有些“草根”，就是通过搜狐的官方博客，将第一、第二个梦想中心的建设过程传递给希望了解的同事、朋友甚至陌生人。由于博客具有聚集效应，虽然可使公益价值观得到最大化的传播，但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监管的难度，因此，很多基金会对自身的财务状况采取“半遮半掩”甚至得过且过的态度。然而，真爱梦想却破了一个例。无论是颇有革新性的梦想理念，还是梦想教室一砖一瓦的建立，甚至每一笔捐款的流向，都被事无巨细地拿到博客上“晒一晒”。正是这种自觉的透明，也帮助真爱梦想找到了意气相投的合作者。2008年，当法兴银行在国内寻找公益合作伙伴时，就是通过网上搜索博客，才最终选择与真爱梦想合作的。

　　2008年5月，真爱梦想基金会在上海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此时，潘江雪也清楚地意识到，从一个投资人转变成公益人，并不是财富的简单募集或“挪用”，而是变成了商业意义上的信托责任人，“爱心的付出也是有成本的，这就要求我们把爱心附上价格传递出去，以商业理念评估、考核每一个公益项目，并尽责任公开披露。”

　　透明为王

　　从2007年第一个“梦想中心”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开张，到2010年底真爱梦想累计已建成179家“梦想中心”，今年底则有望达到400家，在快速的发展中，要想使得每一个具体项目从拟定可行性分析报告再到执行、预算、评估的整套流程，都有据可查，需要的是商业运作的公开透明精神。

　　作为真爱梦想的创始人之一，真爱梦想的秘书长吴冲与潘江雪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的伙伴，亲身经历过基金会透明机制建立过程的他形象地将基金会的透明尺度比作“市场的契约精神”。在吴冲看来，如果仅凭“道德”或“圣人”的悲情，公益是难以为继的，基金会还有义务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因此，一个完整的信息披露体系，不仅能作为一个固定的形式框架，以严密的格式化保障内容的基本质量，不会受管理层自身的利弊影响，客观完整地披露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监管要点信息，还能够使基金会受到体制化与公众的制约。

　　但是，在真爱梦想成立之初，对于当时的中国慈善界而言，金融高管出身的这些创始人的理念无疑是很超前。彼时，国内公益领域既缺少相关披露格式的成例和明确准则，更没有信息披露的成形标准，而就是在这种“无章可循”的环境下，真爱梦想却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内容格式准则为底板，结合公益组织的运行特点加以调整，最终形成了真爱梦想基金会年报的基本披露结构。

　　2010年，真爱梦想将这份远高于现有监管法规要求的年报公示于网站与媒体之上，此后，除了按照规定向主管机关报备并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年报摘要之外，还定期召开专门的年报发布会，年报全文寄送所有捐款人、合作伙伴并在基金会网站全文刊登。在年报中，吴冲作为年报拟定者，特意为每个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添加了注解，使公益机构的年报更加通俗化，易于公众理解和追问。

　　而对于真爱梦想而言，信息披露只是第一步，保证公众监督也是达到“透明化”的必要手段。为此，真爱梦想每年都会接受来自独立会计师审计、主管单位民政局的监管及社团管理局组织的年检，邀请公益同行合作伙伴进行第三方评估，比如正在引进全球最大的独立慈善评估机构Charity Navigator指标系统对基金会组织效率及组织能力进行模拟的自我评估，并披露过程和结果数据，真正做到让基金会的工作公开透明，纳入大众及领导监督。同时，真爱梦想内部也设立了严格的项目审批程序，包括文件、财务、设计、合同等多个方面，主要监管人从项目总监到理事长、秘书长，层层递进。

　　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逐步成熟以及公众慈善理念的逐步深入，关于如何使基金会更加透明，吴冲有了更多的想法。现在，他正考虑通过互联网的公共性，加大披露的区间与详细度，他甚至预期，今后会出现一个B2B的公益发布平台，可以像淘宝一样搜索到对相关捐款人的信用评价。“当然，这个需要技术支持以及开发周期。”吴冲对《中国慈善家》说。

　　在熟悉各种商业工具的吴冲看来，“透明”就是一种达成高效的市场策略，是一套运营法则，更是一份人人都能看得懂的年报“账单”。尽管现今中国慈善业界的“透明者”寥寥，但吴冲相信，这个世界正因为不完美，才更需要一群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存在，并以这种精神去做慈善，传播和完善慈善。“透明不透明，并不是专业素质的问题，更不是作秀给公众看，而是如何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完成信托。”

　　中国公益组织真正实现透明，不会需要太长时间，但关键是要让公众明白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从而对政府、对公益组织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

　　开启透明之锁

　　文 | 徐永光

　　慈善应是民间性质的，不应是官办性质的，慈善背后如果带有权力因素，会对慈善的纯洁性带来不断地伤害。因为参与慈善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内心的需求，不会受到外力强制，是快乐、美好的事情。如果受到权力干扰，就变成“被慈善”，慢慢大家会讨厌慈善，这会对整个慈善行业造成伤害。

　　虽然这是我们所一直追求的，但理想和现实总是冲突矛盾的。这个矛盾来自整个慈善行业在20年当中是没有进步的，在一些慈善理念、慈善体制的发展当中，某些方面甚至在倒退，这就表现在政府对一些慈善机构的干预、越位情况越来越严重。汶川、玉树地震中都出现了不透明的情况，慈善的透明度不增反降，捐款越来越成为一笔糊涂帐，导致公众的慈善热情受到挫伤。2008年以后，公众对慈善透明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行业一定要对公众有个回应，而且慈善一定是通过透明度的提高得到发展的，慈善机构未来竞争方向一定是透明为王。

　　政府的监管目前来说是有些无力的，很多机构本身就有政府背景，导致其监管也不会很严格。立法的指导思想首先要正确，比如一定要坚持公益慈善是一个民间的事物，不是官办，政府不应自己操盘，权力责任的越位一定是监管缺位。但目前政府距离这点还比较远。

　　行业自律实际上是一批行业先进做出的理性选择，自律标准要比法律、政府的规范高，自律主要是要追求卓越，参加行业自律的机构会提升自己，得到更好的发展，另外因为他们是先进的，会引领整个行业向好的方向发展，会优胜劣汰。我最近也提出，行业自律不仅是自律，更是自救。第三方机构则处在完全独立的地位，它有独特的作用，但力量还比较弱小，还没有成长起来。

　　所以公益组织这把“锈锁”，我认为不掌握在政府手里，也不掌握在公益组织手里，因为自己很难开自己的锁，他们缺乏动力。真正掌握这把钥匙的人实际上还是公众，是捐款人，他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权力和责任：捐给谁有选择权，捐哪个项目有决定权，捐款的使用有监督权。如果捐款人履行权利和责任，这些公益机构不透明就活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公众与其坐着骂娘，不如自己行动起来。

　　其实，中国公益组织真正实现透明，我觉得不会需要太长时间。政府现在披露“三公”经费的行动是那么迅速，政府是权力机构，都在搞透明，等着别人捐钱的公益组织怎么敢不透明？真正民间的公益机构，不透明就拿不到捐款，这应该是个等式，中国因为很多组织是半官方的，所以才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民间的压力、政府的示范，夹在中间的公益机构也会抗不住的。

　　提高公众的意识，树立正确的理念，履行权利义务，对于打开透明度这把锁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快的。但这也需要对公众进行多方面引导。比如公慕基金会要设计项目让民众能很好的参与进来。这些项目要能服务于民间公益发展，引导捐款流向社会，回到社区，但现在这样的项目太少。另外，在现代慈善文化理念的导向方面也需要做工作，现在慈善行业有几个大问题：第一，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第二，断裂的慈善产业链；第三，混乱的慈善文化导向。我觉得捷径和最快见效的是最后一条，让公众明白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以及现代慈善的一些知识，这会对政府、对公益组织产生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最终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