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运动员的第二战场

　　从荣耀之巅跌入一片困窘，那些走出体制的“失落群体”面对的往往是转型的艰难，而其也揭开了中国退役运动员生存现状乃至整个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一块老伤疤

　　文 | 本刊记者 宋厚亮 摄影 林一

　　“踝关节受过伤的请举手。”

　　“1，2，3……14个同学举手了，我们总共有21个同学，也就是说踝关节受伤的占到了三分之二。”

　　8月17日下午1点，北京广渠门内大街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堂名为“踝关节的常见运动伤病：踝关节扭伤”的课程准时开讲。17名男学员和4名女学员穿着统一的蓝色T恤和黑色短裤，并排坐在投影仪前。而主讲老师陈方灿则穿着红色T恤和黑色短裤，操着一口浓重的广西口音，语速缓慢地讲述着这节课的内容，并不时和学员进行互动。近三个小时的理论课结束后，则是踝关节扭伤后如何康复训练的实践教学。

　　陈方灿是国内著名的运动体能康复专家，拥有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运动医学博士学位，担任国家体育总局体能康复专家组副组长。而现在，他则兼任着“退役运动员运动体能康复训练职业培训班”的项目总监，负责培训班项目的规划、执行和授课。

　　在这堂特殊的课堂上，21名学员身上都贴着同一个标签——退役运动员，他们在今年年初被全国各地体育局推荐并经考核进入第一届“退役运动员运动体能康复训练职业培训班”，期间的培训、吃、住等费用，均由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全程资助。经过7个月的理论学习和一年左右的实践后，他们的身份将转变为运动康复体能训练师，此后会进入各体育专业队，从事体能康复工作。

　　“办这个培训班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解决现役运动员的伤病康复问题。另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解决国家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现在每年都有好几千名运动员退下来，他们在第二次就业时，往往选择做不擅长的职业。虽有成功的个案，但毕竟是少数。”陈方灿对《中国慈善家》说，“这次选拨的都是比较优秀的、拥有大学文凭的退役运动员，我们再把运动医学和运动康复学的专业知识教给他们，此后，他们就会成为中国急缺的体能康复训练师。”

　　陈方灿负责的培训班，被称作运动员体能康复的“黄埔军校”，经过今年的初步“试验”后，他希望这所“黄埔军校”能不断完善并持续下去。这对部分退役运动员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福音——只要能进入该培训班，未来的职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相对于每年3000名左右的退役运动员，“幸运儿”仍然只是少数，更多的退役者，面对的则是职业转型的艰难，以及巨大的心理落差。从荣耀之巅跌入一片困窘，无论是前一阵沸沸扬扬的前体操冠军张尚武街头卖艺乞讨，还是此前传出的前举重冠军邹春兰沦为搓澡工，这些绝对不能称之为个案的事件，揭开的是中国退役运动员生存现状乃至整个中国竞技体育制度的一块老伤疤。

　　不甘的告别

　　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举办前的四个月里，付天余说，自己走过了人生中一段最艰难的时光。

　　在一次常规训练中，付天余的左脚踝严重扭伤，除了钻心的疼痛外，她的脚更是肿胀得费尽力气也无法挤进冰鞋。而作为一名短道速滑队员，每个人的冰鞋都是根据各自的尺寸订做的。

　　这并不是付天余第一次受伤。之前的多次脚踝重伤，加上无数次的轻伤，踝关节伤病造成的长期积累，让她这一次的脚伤变得异常严重，冰敷和治疗都已无济于事，等待康复自然也是遥遥无期。教练、家人和周围的每一个人都为她感到揪心，但任何人也不帮助不了她。

　　付天余来自齐齐哈尔，有着东北姑娘执着、乐观、坚强的性格，然而，面对30年人生的最大打击，从不喜欢向别人诉说自己悲痛的她，也确确实实地品尝出了绝望的味道。

　　穿不上冰鞋，付天余没法走进训练场，对于她，正常的训练已彻底无法保证。彼时，国家短道速滑队的队员都在热火朝天地训练着，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冬奥会，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更大的期待。付天余说，那是中国短道速滑最辉煌的阶段，只要能站在温哥华冬奥会的赛场，就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一切已注定与她无关，付天余只能在场边远远地看着一个个比她年轻许多的队友走进那里——此前，她从未想过缺席或是离开。

　　在中国短道速滑队，1978年出生的付天余是名副其实的“大姐大”。曾经与她同龄的队友是杨扬、杨阳和王春露等名将。2006年都灵冬奥会之后，这些人都选择了退役，但付天余没有——那一年，她已28岁，度过了理论上的运动员黄金年龄，但她取得的成绩与杨扬等人尚有些距离，所以，她想在四年之后再搏一次。事实上，这之后，付天余的努力确实收获了不少回报：2008年、2009年，连续两年夺得团体世锦赛冠军。如果循着这样的势头，2010年的冬奥会冠军，她是势在必得的。而她也太需要一块奥运会金牌来证明自己，也许有了这块金牌，就可以为自己近30年的运动员生涯画上一个美丽的结束符了。然而，突袭而来的伤病却打碎了付天余这一近在咫尺的梦想，她不得不选择运动员最不愿面对的事情——退役。

　　而在2010年冬奥会的赛场上，中国运动员的确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付天余的两位师妹——王 和周洋都夺取了金牌，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退役之后的付天余则一边在国家短道速滑队帮忙，一边在大学读书。她的脚踝再也无法恢复如初，韧带终生断裂，让她走路时会格外小心，生怕摔倒，但即使如此，崴脚还是像家常便饭一般随时发生。她最忌惮的是地毯，因为走在上面会更容易摔倒，那将再次加重她的脚伤。“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老人。”她自嘲道。

　　上学：光明出路？

　　相比付天余，陈少辰的“痛苦”或许有点“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

　　在中国海洋大学崂山校区的校园里，刚刚读完大一的陈少辰看着自己的成绩单，双眉紧锁，表情失落。读书？打球？……这两个词，一遍遍地轮流浮现在陈少辰的脑中。他不知道究竟应该选择退役上大学还是回到山东省网球队继续运动员生涯，尴尬的现状和纠结的选择，或许并不应该是彼时只有19岁的他需要承受的。

　　此前，凭借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身份，陈少辰进入中国海洋大学体育训练专业就读。他当初的打算是，在大学里只挂个学籍，继续在网球队打球。这是在国内运动员中一个很普遍的做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陈少辰所想的那般容易，他只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而不是国家健将级运动员，这就意味着他要修满总学分的85%方能毕业。这个要求对一名运动员来说，有相当大的困难，陈少辰不得不边打网球边去学校上课，结果看似是兼顾，其实两边都耽误了。

　　一个学期下来，陈少辰有四门课程没能及格，英语、语文写作、运动解剖，这三门课程“挂掉”或许还有情可原，但竟然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这门公共课也亮起了“红灯”，而且还只有区区30分，以至于这门课程的老师，主动找到陈少辰所在的体育系领导，毫不留情地说：“这个学生的学习如果再跟不上的话，学校是不允许毕业的。”

　　惨不忍睹的考试成绩和老师的“警告”，对陈少辰打击很大。虽然并不属于天赋极佳的那类选手，但以前在网球队打球时，起码不会受到如此的轻视，但那时，他感觉自己在别人眼里已经“没用了”。

　　事实上，陈少辰确实与大学生活格格不入，一堂课的时间就会让他痛苦万分。他发现学习体育的方法和状态，并不适用于大学的课堂，他开始变得害怕学习。大一结束，他已经对大学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他也质疑自己究竟是不是读书的那块料。

　　陈少辰打了8年多的网球，他坦言自己擅长的不是单打，而是双打，最好的成绩是全国第八名。无疑，他距离运动员最期待的金牌还有很长的路程，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样的天分和机遇。而因为经常到大学上课耽误了队里的一些训练，他的运动成绩也出现了一些下滑。但他仍旧十分喜欢打网球。更重要的是，“人最害怕放弃以前的东西。转变不易，选择更难。”陈少辰说，话里透出的无奈似乎已超越了他的年龄。

　　自己无法做出选择，陈少辰不得不求助远在老家济南的父母。陈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政府工作。这个少小离家，并极少有时间回家的大男孩，遇到问题时，常喜欢听听父母的分析和判断。父母告诉他，他应该坚定地走出去，只有真正地走进大学，那时才能判断是否适合读书。他现仍清楚地记得父母当时对他说的那句颇富哲理的话：“仅仅站在一个平台上，视野不会开阔，一旦走到另一个平台，自己的未来才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父母的态度已相当明确，陈少辰应该退役，以便全力以赴读完大学。事实上，他所在的网球队，很多队员都曾在大学挂个学籍，但都不愿意上学，多年过去也没能拿到毕业证，而当退役后，也极少有好的出路，最好的，也就是留在队里做陪练或者当一名工作人员。比如一位一直很有抱负和理想的副队长，曾经期待告别运动员生涯后能有一番作为，但就是因为没有大学文凭，之后只能陪一些老板打打球，任人摆布，自己当初的那些理想很快都化作了泡影。这些发生在陈少辰身边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也促使他最终做出了选择。

　　陈少辰坦承，做出退役的决定，更多是受到父母的影响，他是有点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心态而正式步入中国海洋大学求学的。

　　进入大二，陈少辰既要学习新的课程，还要重修大一不及格的课程。他每天晚上至少要在自习室学到12点，然后孤零零地回到已经熄了灯的宿舍。他拼了一年，瘦了15斤，成绩终于上去了，补修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时，他考了89分，是当年全系的最高分。

　　2010年，陈少辰顺利毕业，并在毕业后一个月获得了青岛啤酒羽毛球俱乐部的一个职位，其工作是在竞赛部撰写竞赛规程和具体安排。他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情，这份工作让他很舒服。回头再看三年前的痛苦抉择，陈少辰表示，那时父母为他做出的选择太明智了，“相当于两个成功的职业规划师，帮我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道路。”

　　无望

　　东方已微微泛白，但天还没有亮，人们仍在熟睡中。唐田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从院子里找来一根细长的绳子，出了门。有家人听到唐田出门的动静，问了一声，没有得到回答，也就在朦胧之中继续睡下了。

　　出门后，唐田径直往村子后面的一座小山上走去，一路没有遇到任何人。在山上，他找了一棵粗壮的树，把带来的绳子套在了一个结实识的枝桠上，又把绳子系了个死结，然后站在一块石头上将脑袋伸向那个死结，最后踹开石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是5月16日凌晨5点多，直到五个小时后，唐田的尸体才被人发现。而等到远在北京的陈少辰得知这个噩耗时，已经又过了八天。

　　“唐田个性强，但人随和，非常阳光。他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我根本接受不了。以前的一个队友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一听就懵了。”唐田和陈少辰都曾是山东网球队的运动员，他们是双打的搭档，合作时间长达5年，所以即使在赛场外，两人的关系也非常要好。

　　2006年，身为国家二级运动员的唐田选择了退役，并考上了山东体育学院。上大学时，他的成绩还不错，2009年就修满了学分提前毕业，此后，以实习的身份进入济南大众网球俱乐部工作。很快，唐田就成为俱乐部的副教练，指导俱乐部的二队队员，并担任一些培训的私人教练，每个月的收入在3000元左右，假期的时候因为培训多，他更可以拿到5000元到6000元的高薪。

　　唐田本来希望能在济南出人头地，等到有一定经济基础后再回老家威海。但他的弟弟却患上了抑郁症，需要治疗和照顾。唐田的父母都在农村务农，闲暇时在村子里经营一个小卖部，收入不多，生活一直不宽裕。因为打网球的花销很大，他做运动员的那些年，不仅没赚到什么钱，还花了家里不少钱。当他工作了一年之后，父母希望他回威海找工作，这样可以有时间帮助家里，照顾患抑郁症的弟弟。而唐田在大学认识的女朋友，毕业后也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于是，唐田索性带着女朋友回到了家乡。

　　唐田在济南网球俱乐部工作很努力，当他辞职时，那里的同事纷纷为他的离开感到惋惜，认为他是不得多得的人才。如果继续工作，他很快就可以转正，不仅能上保险，收入也会调高。

　　2010年7月，唐田回到威海。这里的体育事业并不发达，网球运动更不用说，而其他与体育不相关的工作，对他来说又太陌生，他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敢去贸然尝试。找了两个月工作没有结果后，无奈之下，他应聘做了一个老板的私人陪练，时不时地陪老板打打网球。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除了收入不稳定外，曾经身为运动员的荣耀也让他觉得做私人陪练有点屈辱。

　　唐田一度想租个网球场，做网球培训，还联系了老搭档陈少辰商议买网球的事情。但因为投入很大，自己又家庭拮据，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2011年3月底，唐田和陈少辰都参加了济南奥迪杯业余网球比赛。老朋友匆匆见了一面，没有太多的交流。但细心的陈少辰仍然注意到，唐田的状态虽不错，但穿的运动服、使用的网球拍，都还是以前的。“他没有钱买，看着挺心酸的。”陈少辰不曾想，这匆匆的一面，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5月11日，陈少辰曾打电话给唐田，问他是否参加长城杯网球赛，唐田说正筹备拍婚纱照，没有时间。电话中，陈少辰并未听出唐田有什么心理波动。“他不愿意和别人交流自己的内心和生活。”5天之后，唐田在结婚之前选择了自杀。陈少辰分析，唐田自杀的时间和地点说明，他那个时侯已经是一心求死了。

　　“他一直从事体育运动，没有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就业、工作等很多事情面前，他不知道怎么做，更不知道怎么转变。没有人指导他。太多的事情让他觉得不如意，最终逼着他选择自杀。”同样为自己的未来迷茫过的陈少辰了解一个退役运动员转型的艰难，而他之所以比唐田幸运，或许只是因为较好的家世。

　　求助

　　虽然陈方灿的“退役运动员运动体能康复训练职业培训班”门槛颇高，但所幸，它并不是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帮助的唯一机构。

　　7月中旬，从微博(http://weibo.com)到各大报刊，到处都登载着“体操冠军张尚武流落北京街头卖艺为生”的消息。而当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理事长李炳华看到该新闻后，立即就给基金会秘书长张焕芝打了个电话，让她查询一下张尚武是不是北京人或者是在此注册的运动员。张焕芝“百度”了张尚武的信息，发现张并不符合这两点。她叹了口气，他们是没法帮上张尚武了。

　　2010年，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和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退役运动员扶持专项基金，这是中国地方上第一家专门扶持退役运动员的基金。但受到扶助的退役运动员必须是北京市户籍或者退役前在北京注册，来自河北的张尚武也就没有资格得到扶助了。

　　另一家关注张尚武的则是冠军基金，该基金由前冬奥会冠军杨扬倡议发起，今年5月份才正式成立。杨扬得知张尚武事件后，让冠军基金的工作人员联系了张尚武，并于7月19日与其见了一个面，打算给他提供免费的职业规划和培训。不过那时，张已经接到了慈善家陈光标的资助邀请，所以最终没有接受冠军基金的帮助。

　　北京市退役运动员扶持专项基金和冠军基金，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两家专注退役运动员的基金，不过各自的扶助方式和内容却不尽相同。

　　张焕芝向《中国慈善家》介绍，北京市退役运动员扶助专项基金主要为三类人提供扶持，其一是为考入大学就读的退役运动员提供学历教育补助和奖励；其二是为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发生意外，造成重大伤残的运动员提供一次性生活补助；其三则是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资金补助。从2010年12月到现在，该基金已经为11名在大学就读的退役运动员发放教育补助，为6名重大伤残的退役运动员一次性发放5万元生活补助。

　　然而，北京市退役运动员基金面临的最大困难却是寻找不到需要帮助的退役运动员。“尤其是提供技能培训，目前没有一个人申请，而我们又不知道究竟哪些人需要。大多数退役的运动员已无从联系。”

　　除了个人报名外，冠军基金目前参加培训的运动员名单，则大多都是由中国奥委会人力资源中心提供，未来还将与各省市的体育局合作。杨扬告诉《中国慈善家》，作为一名曾经的运动员，她感到运动员转型不单单是资金的问题，处于迷茫期的退役人员更需要专业的职业指导。冠军基金根据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特长等，为他们做职业规划，指导他们该做什么，并如何在梦想和结果之间行动。冠军基金将采取培训班的形式，每一班为25到30人的小规模。目前，其培训师共有8位，其中，有4位是专职的人力资源培训师，另外4位是退役运动员，包括同是短道速滑名将的杨阳以及前体操冠军李小鹏等，他们本身也都得到过来自国际奥委会培训师的培训。

　　退役运动员的生存问题曾屡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在金字塔形的举国体制中，运动员一心为国家荣誉而战，无需为日常生活操心，但同时也忽略了进行必要的基础教育、生存技能和职业规划培训。北京市退役运动员扶持专项基金和冠军基金等机构的出现，正在意图改变这种现状。探索已经开始，但如何从治标彻底过渡到治本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但愿，这些走出体制后的“失落群体”不需要等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