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学术问题 何以“绝不可能”“始终一致”

　　——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襄阳说论者商榷

　　 198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3年后（199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出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以下简称《结论意见》），就诸葛亮躬耕地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给出了极其武断地结论，并在学术界、社会上广泛流传，受到了学术界及社会各界的诟病和批评，但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至今没有就这一《结论意见》给出正面回应或澄清事实真相，这不能不让人感到费解。当前，在东潮网、大河网、天涯社区等各大网站、论坛上，正在掀起新一轮诸葛亮躬耕地争论热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结论意见》被旧事重提，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广泛争论。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写作此文，与中国社科院襄阳说论者商榷，希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能够有所回应，就当年出具《结论意见》一事予以澄清。

　　一、就诸葛亮躬耕地做出书面《结论意见》不符合学术规范

　　 我们先看看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上究竟持何观点，有何结论。

　　 《结论意见》全文如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诸葛亮躬耕地这一学术问题出具书面的《结论意见》，这一做法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首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不具备出具书面结论意见的主体资质。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建立的，历史研究所是中国社科院的内设研究机构。可见，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是一家学术研究机构，而并非政府职能部门，不具备出具书面结论意见的资质。

　　其次，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诸葛亮躬耕地这一学术问题出具结论意见，不符合学术行为规范。由政府职能部门就某一法律问题或行政问题出具结论意见，符合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一家学术研究机构就某一学术问题出具书面的结论意见，这既不符合学术行为规范，而且是一种学霸行为。

　　再次，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出具的《结论意见》中，多次提到“绝不可能”、“始终一致”，这种语言不符合学术语言规范。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碑铭谈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千古名言，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就某一学术问题武断地出具《结论意见》，且多次使用“绝不可能”、“始终一致”这样的学霸语言，且不论其具体观点是否带有倾向性、与历史事实是否符合，就这一学术行为而言，轻者说不符合学术规范，重者说严重破坏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环境氛围，近20年来，在诸葛亮躬耕地研究这一问题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二、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并非始终一致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中给出了5点结论性的意见，谈到：“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这一结论首先就站不住脚，因为在历代史籍文献中，关于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的记载存在着诸多矛盾、疑问之处，并非始终一致：

　　疑问一：裴松之在为《三国志·诸葛亮传》作注时，为何在“亮躬耕陇亩”处作注，而不直接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处作注？

　　 首先应该强调在《三国志》中根本就没有隆中的记载，只有“躬耕南阳”。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处作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正是历史所《结论意见》最具学术权威的一条史料依据。但是，裴松之并没有直接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处作注，而是在“亮躬耕陇亩”处作注。从《春秋》开始，中国史书历来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的传统，裴松之这一不同寻常的做法，一定有其特殊的内涵，不可不察。“陇亩”是泛指，而非特指某一地名，如果裴松之确信诸葛亮是在南阳郡邓县之隆中躬耕，就应当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处作注，而不应在“亮躬耕陇亩”处作注。笔者认为裴松之是有意为之，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乃“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多属于野史笔记和故事传说，对很多材料的真伪未作详尽考证，意在将《汉晋春秋》上的这一记载作为一个不同观点拾遗补缺、留注存疑、以备异闻，而并非结论性意见。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记注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廖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

　　疑问二：王隐《蜀记》记载“沔之阳”与隆中地理位置的矛盾。

　　 《三国志·诸葛亮传》引东晋王隐的《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襄阳说论者据此认定，“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里的隆山即隆中。但是，前文记载“天子命我，于沔之阳”，这就明确指出了刘弘当年“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地理位置是在“沔之阳”。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水经注. 沔水中》）。可见，沔水即为汉水。古人认为，山南水北谓之阳，沔之阳的地理位置应当在汉水之北。而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可见沔水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从隆中孔明旧宅的北边经过的，隆中在沔之阴，这与今天隆中的地理位置是一致的，不存在汉水改道的问题。由此可见，隆中与“登隆山以远望”中隆山的地理位置是矛盾的。其次，在西晋以前，襄阳附近没有“隆山”、“隆中”的地名。因此，王隐《蜀记》记载的隆山一定不是指隆中山。这里的隆山可有两种解释，一是泛指隆起的山岗，二是特指位于沔之阳的“隆山”。宛城卧龙岗在清代以前曾有“隆中”之名，卧龙岗的由来则为元以后的事了。明《武侯记》叶桂章：“嘉靖乙酉岁仲冬，予奉命使唐府之南阳，暇日得拜武候祠于卧龙岗，岗在郡西南可十里许，丛竹萧萧，古木森森，映祠之前，地势四面稍下，惟中岗隆起，故曰隆中，盖南阳伟观也。”明《金石林时地考》赵均：“登其顶可瞰南阳，因势隆然，蜿而起伏，其为隆起之中，故名隆中”。明《祭诸葛忠武侯文》邬景和：“隆中，南阳卧龙岗亦称隆中。”另清代徐学谟《游隆中记》也有：“跨汉江南北不三百里而近，盖有两隆中云。隆中者，为汉昭烈三顾孔明处。其一距襄阳城西三十里，在今伏龙山中；其在南阳者，薄城八里，即所谓八里冈。冈势蜿蜒如带，高仅数丈，即以上以祀孔明，亦曰隆中。”这些资料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南阳城边的卧龙岗因为“隆起之中”也曾普遍被人称为“隆中”。此外，今陕西汉中勉县武侯祠位于“沔之阳”，又是全国最早建立的武侯祠。《三国志》载“景耀六年（263年）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而当时南阳、襄阳均没有给诸葛亮立庙，王隐《蜀记》记载刘弘“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活动与勉县一带武侯祠的地理十分接近，刘弘“登隆山以远望”是否在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疑问三：《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南阳郡与南郡界限划分自相矛盾。

　　 今天隆中属襄阳，要想论证诸葛亮当年躬耕于隆中，先要论证东汉末年的隆中属南阳郡管辖。襄阳说论者于是援引《元和郡县图志》云“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襄州》），既然万山为襄阳县和南阳郡邓县的分界处，则隆中在襄阳城西北二十里，自然在万山西，应属南阳郡。但同样在《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襄州》同一条目的记载中，关于南阳郡的边界划分问题，却又有不同记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今邓州南阳县是也。汉以南为南郡，今荆州是也。”查《史记·秦本记》，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初置南阳郡”，注释引《正义》曰：“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说：“秦置南阳郡，以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这些史料都与“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的记载相矛盾。

　　……

　　襄阳说论者所引证的史料还有颇多矛盾之处，不再一一列举。襄阳说论者所引用的史料如《蜀记》、《汉晋春秋》和《襄阳记》等，距离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躬耕之时，已经有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且与诸葛亮自述的“躬耕于南阳”相矛盾，怎么能说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呢？舍弃当事人的自述，去采用后人的怀想和追忆，这与历史研究中的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诸葛亮住在宛县未必“绝不可能”， 也未必“只能”住在荆州（襄阳）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结论意见》提出：“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这条结论的得出并非基于史料记载基础之上的，而是基于论者主观推测基础之上的，这首先违背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史料的搜集、考订，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据，历史学从来没有运用过主观推测的方法。主观推测得出的观点，只能是一种假说、一种可能，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绝不可能”的结论。

　　历史所《结论意见》得出诸葛亮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这一推论的依据，主要是“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我们来看，诸葛亮跟随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玄去世是在建安二年（197年），刘备三顾茅庐是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这10年间是诸葛亮躬耕的时间。从建安二年（197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宛城真的被曹操占据着吗？《三国志》记载，建安元年军阀张济自关中来到南阳，未几死去，由其侄张绣带领其众，屯驻宛城。翌年（建安二年）正月，曹操计张绣至宛，张绣投降，旋因操纳张济之妻，张绣举兵复叛，被曹操击败后，逃奔于穰（河南邓县境），与刘表合势。这年冬，曹操再次南征至宛。建安三年三月，曹操围张绣于穰地，四月，“四丰劝绍（即袁绍）袭许（河南许昌），操解穰围而回。”五月，破张绣、刘表联军于安众（河南镇平东南）。由此看来，似乎从建安二年之后，宛城就被曹操占领了。

　　但是，建安四年（199）冬十一月，张绣皈依曹操，跟随他北上攻打袁绍。袁绍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曹操不得不全力以赴，因而无暇他顾，荆州刘表趁机夺取了南阳。建安五年（200）曹操破袁术于官渡（河南中牟）。建安六年，曹操击刘备于汝南（河南息县）。刘备投奔刘表，刘表“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河南新野）”。建安七年，“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河南叶县）。”叶县当时在宛城之北200里之遥，可见建安七年时，宛城已被刘表掌握。建安八年（203）八月，曹操“征刘表，军西平”。曹操攻打远在荆州的刘表，只是驻军到了在宛城东北数百里的西平，足证宛城附近仍在刘表控制之中。可见，刘备三顾茅庐（建安十二年）之前的十年间特别是最后几年，宛城并不是完全属于曹操地盘的。

　　“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但并不足以证明诸葛亮“绝不可能”住在宛县。因为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是一般士人的想法，是为了安身立命，躲避战乱。诸葛亮虽然在《出师表》中也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这绝不是诸葛亮的真实想法。因为诸葛亮躬耕期间，“好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乐毅”（《三国志·诸葛亮传》），尽管“时人莫许之”，但从中我们仍能看出少年时代诸葛亮的远大抱负，绝非苟全性命、苟且偷生之徒。因此，诸葛亮在选择躬耕地的时候，一定更多的从政治角度而非生活角度考虑。当时宛城是贯通南北的必经要道，各路诸侯必争之地，在这里躬耕，诸葛亮才可能获得更多寻找明主的政治际遇，而襄阳虽然生活安逸，但牢牢处于刘表的掌控之中，在襄阳躬耕倒是很难得到政治上的机遇。

　　历史所《结论意见》称“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不错，诸葛亮娶襄阳名士黄承彦之女为妻，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史载，诸葛亮老师庞德公住在襄阳城南岘山南，司马徽住在襄阳城东。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中庐（今湖北南漳）大族蒯家蒯祺，二姐嫁给了襄阳大族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由此可知，诸葛亮曾长期在襄阳一带生活过，这也是躬耕隆中说的重要依据。

　　但由此能得出诸葛亮从未离开过隆中吗？笔者认为，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投奔刘表后，的确在襄阳生活了很长时间，在那里有许多亲朋好友，但“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刘鲧”。诸葛玄死于非命，刘表又“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因此，怀才抱艺之士多弃他而去。对此，诸葛亮洞若观火，所以，在叔父这个靠山去世后，诸葛亮有充足的理由离开襄阳，正如史书记载，“玄死，亮躬耕陇亩”，正是诸葛亮躬耕生涯的开端。我们发现，诸葛亮在襄阳众多的社会关系，都发生在他躬耕之前（玄死之前）。在诸葛亮的生平中，建安二年至十二年躬耕十年的记载是一个空白，只有《出师表》中短短59字的自述。这也反证了诸葛亮一定离开了襄阳，去往了别处，远离了荆州这个政治权力中心，他的行踪、交往，也就很难被史书记载下来。还有，诸葛亮亲友中真的没有一人住在宛城吗？诸葛亮为其弟诸葛均娶南阳林氏为妇，恰恰是在躬耕这十年中。《诸葛武侯集》注引《诸葛氏谱》称：“亮为弟均，取南阳林氏女为妇，期年，生子名望。”诸葛亮为弟弟诸葛均娶南阳的林氏女，怎能说诸葛亮亲友中真的没有一人住在宛城呢？

　　四、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错误很多，理当修正

　　 诸葛亮躬耕地争论问题，是一个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争论了上千年，目前又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历史悬案。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引起新的激烈争论，并迅速超越学术的范畴。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却说：“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这一结论明显是过于武断的，它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学霸作风。那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为什么能得出这么武断而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结论意见》呢？

　　我们认为，对历史文献的曲解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做出误判的根本原因。历史所《结论意见》所依据的历史文献，虽没有明言，但从其本身不难看出，从源头上讲，主要有两条历史资料记载，由此产生了两种隆中说：一是东晋王隐《蜀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中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基于这条史料被称为王氏隆中说，对这条史料前文已论，兹不累述。

　　二是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基于这条史料被称为习氏隆中说。由于这条史料被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用，因而广为流传。后世郦道元《水经注》载“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盛弘之的《荆州记》载“隆中(孔明)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鲍至《南雍州记》载“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诸葛亮宅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初，琅琊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等史料论述，均受习凿齿《汉晋春秋》的深刻影响。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也由此得出：“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其隐藏的、未明言的含义即为：襄阳隆中有很多关于诸葛亮躬耕隐居的文献记载。其实，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也仅记载，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一个号曰“隆中”的地方，有“亮家”（也就是诸葛亮故宅），后世史家提到襄阳隆中也强调“孔明旧宅”、“隆中(孔明)宅”、“诸葛亮故宅”、“ 诸葛亮宅”、“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均未明确认定此处为诸葛亮躬耕地。应当指出，诸葛亮躬耕地与诸葛亮故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是因为对习凿齿《汉晋春秋》等历史文献的曲解，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才做出了武断的结论意见。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结论意见》指出，“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其实，也是到了更晚的明清时代，襄阳隆中也才出现了各种纪念性建筑，草庐、隆中书院等建筑，更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修建的。怎么能仅就何时出现纪念性建筑而推定诸葛亮躬耕地呢？

　　行文至此，忽然在新闻上看到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因为给味千拉面出具书面的《骨泥浓缩汤料样品营养成分评价报告》而陷入舆论漩涡。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向社会各界发表了书面《声明》，对当年出具《评价报告》之事予以澄清。窃以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应当学习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做法，就当年出具书面的《结论意见》一事勇敢的站出来，发表声明，予以澄清，或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