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开有背景的标签：父辈冠名之后

　　主持|本刊记者 修思禹      出处|《英才》杂志2011年10月刊

　　嘉宾|中国互动媒体集团总裁 洪晃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 长康震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 宗馥莉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茅忠群

　　在描写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中，英雄人物出场时，作者都会在其名字前冠之以“某某之子”。譬如，阿喀琉斯是“珀佩琉斯之子”，阿伽门农则是“阿特柔斯之子”。以英雄的父辈冠名，并不是一种炫耀，而是代表一种荣耀。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人不能玷污父辈的名誉。

　　在中国古代也是一样。所谓“将门虎子”，不单是指老子英雄儿好汉，更让后辈承担起不辱门庭的使命。

　　然而，历史的时针指向现代，一切似乎被推到了另一个极端。“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只要身上背负了不同于常人的特殊符号，就会被推到公众的对立面，一言一行备受社会道德、公众好恶的评判。甚至，被毫无道理的错误逻辑所桎梏。

　　众生平等吗？显然不是。至少在公众的眼中，有背景的“二代”在竞争中的条件一定更优越。而那些真正的二代们，则有着自己不为人知的苦楚与厌烦。

　　有背景的二代

　　主持人：当意识到你的家庭背景跟别人不一样时，你是否会有优越感？

　　洪晃：优越感我是有的，但另一种意识更强——要控制这种优越感的恶性泛滥，尽量把这种感觉变成一种良性的、对社会有贡献的责任心。优越感好比水，是自然的东西，没有褒贬之分。不能一棍子把所有有优越感的人都打死。

　　宗馥莉：我并没有优越感。但父亲的影响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些便利条件。因为有他提供的平台，我能做很多别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初到娃哈哈，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知道我是老板的女儿，对我肯定会有关照。我没想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我并不觉得这是优越感，只是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

　　茅忠群：准确的说我是创二代。方太是我跟父亲共同打造的。虽然父亲以前那家公司办的非常好，也希望我接他的班，但是考虑到那个行业本身市场不够大，且有成功的父亲在先，所以我并没有承袭那个公司。我想有新的人马，开创新的业务。其实，白手起家会非常困难，好在父亲帮我投入了一些资源，这也是我的先天优势。所以我会有一点优越感，但不强烈。

　　主持人：是否因为家庭背景享受过特权？或者因特殊背景而不能做某些事？

　　洪晃：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口无遮拦，经常发牢骚。但就算我发再多的牢骚和不满，也从来不会抱怨社会或抱怨别人欠了我什么。因为我知道，自己得到的已经大大超过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得到的。从小时候出国留学到现在写东西出名，我真的没什么权力去抱怨得到的少。如果这算是特权，我承认享受过。

　　但是，我的家庭背景没能阻止我去做我想做的事。现在已经不是《雷雨》那个年代了，没有人能够把自己的错误抉择归咎到家庭背景上去。凭良心说，有背景的人得到的机会的确比普通人要多，但这也要看个人的所为和所不为。

　　宗馥莉：我的家庭不过是做企业的，并没有什么特权可享。而且从初二开始，我就到了美国上学。当时在美国我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父亲也很少能去看我。我的性格很独立，选择中很少受别人影响。所以在我身上不存在这些问题。

　　其实现在我的管理理念跟父亲有很大分歧。我是西方管理思想，一切按制度办；他是东方管理思想，喜欢讲人情。但是面对我的固执，他并没有强迫我马上改变，而是让我慢慢学习怎么样把中西方文化相结合。

　　茅忠群：我没有因为家庭原因有特权可享，或者不能做某些事的经验。我跟父亲的分工很明确：他负责社会关系、政府关系以及员工政治思想工作，我负责具体业务。业务上的事情，我尽量自己解决，但一些外部关系则更多由父亲解决。所以我们父子的关系很融洽。

　　主持人：如果再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有现在这样背景的家庭吗？

　　洪晃：我还会。因为我的父母和外祖父给了我良好的教养。例如，我外公曾是上海滩黑手党的律师，他的底线是不给日本人干活儿。等汪精卫来了，他就跑到重庆去了。他们教会我怎么做人，什么是底线。

　　宗馥莉：出于责任，我必须选择这个舞台，毕竟还有几万员工依靠娃哈哈生存。可是，如果真能自己选择，我宁愿选择生在一个普通家庭。这样就能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做个小生意，少一点负担。

　　茅忠群：我的压力来自于自己。不过能创业并成功，跟我的家庭背景是有关系的。如果生在一个父辈没有创业的家庭，可能我也不会选择创业。

　　特权阶层的选择

　　主持人：近几年，关于“官二代”、“富二代”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这种敏感与不满仅仅是仇官、仇富吗？

　　康震：其实，“二代”并不是一个贬义词，有人类繁衍就会有二代。中国三千年历史，也一直是官二代继承父辈权力的过程。这是客观事实。

　　而且，任何背景的人都会有好人和坏人，只不过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背景好的坏人身上。例如，前段时间某歌唱家的儿子打人事件，社会发出了诸多质问。但实际上，这件事跟大街常常发生的混混打架有区别吗？至少从法律角度讲没有区别。

　　“二代”之所以成为时下的焦点话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群众对权贵阶层的质疑与不满，特别是随着社会财富、阶层分化日益严重，很多人产生了对立的情绪，喜欢把一切事情都对立化，这是没占有足够资源的人发现社会不完美、制度不透明、法律不健全后的愤怒情绪，这些人是想引起社会的警觉和当政者的注意。

　　洪晃：富人和官人是有区别的。官员是有义务给社会做出榜样的，因为他们是管理这个社会的人，要以身作则。现在官员对儿女的教育真的太差了。而富人就没必要非要比一般人做得更好。至于没做好受到社会谴责，这有点活该。因为富人占有更多社会资源、财富资源，似乎没借口让自己孩子变成社会公害。官不为民，富不济贫，当然会变成社会仇恨的对象。

　　现在，一些不择手段先富裕起来的人，毫不留情地把不择手段的价值观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让这些孩子的优越感像病毒一样泛滥。这么看，把焦点放在出身上是错误的，应该放在一个人的教养上。

　　主持人：那么，有背景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康震：小布什当总统是不是因为有老子撑腰？我想，全世界都没有人这样质疑吧？在中国，就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是反过来想，凭什么处长的儿子就不能当处长？富人的孩子就不能享受好的社会资源？我是大学老师，我的儿子平时接触的肯定是我圈子里的人。将来他考研究生，如果够优秀，我怎么就不能推荐导师呢？同理，省长的儿子就不能跟官员打交道了？就非得下放到乡下才是正确的吗？中国有句俗话叫“举贤不避亲”，天然的资源优势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不犯法，不使用潜规则，就没有理由要求人家浪费自己拥有的资源。

　　洪晃：在21世纪，特权阶层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什么时候灭亡。中国有句话叫“富不过三”，可为什么欧洲家族多有第六代传人？这就是教养和文化的区别。欧洲人有教育特权阶层的传统和规矩，比如要当兵，要做慈善，要有所为，做有用的人。在欧洲，很多特权阶层的下一代都从事研究和文化工作。

　　而美国人的意识是：我是个大商人，我儿子就应该是总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中国人的理念。这就很容易让社会固化。

　　社会机制的问题

　　主持人：对于社会财富流动和阶层的固化，你怎么看？

　　康震：中国古代有“门荫”和“任子”制度。功臣和高官的子弟可以凭借祖上的功绩、地位，得以遁例担任官职。

　　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不可能像儿歌中说的“排排坐，分果果”，什么都平均分配。人的能力有高低，获得的社会资源也就不一样。但这并不代表财富和阶层就是固化的。我们之所以会有固化的感觉，是社会资源的匮乏，且其中一部分还被垄断了。

　　另外，现在中国社会处在转型阶段。社会资源正在重新组合、分配。当初在同一起跑线的人，有人可能成了富翁，有人还在打工。这就产生了不公平心态。但这是社会的进步：对财富有更大的渴望，就会有更大创造财富的欲望。不可以把负面情绪当成正义的标志，要靠法律和科学分配机制来实现社会基本的公平。社会的共识应该是：穷人肯努力就不会越来越穷，富人不上进也不会越来越富。

　　洪晃：中国社会的固化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和贫困。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允许中国社会再次固化。如果允许，其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的繁荣富强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能维持。所以，我们必须接着改革，为社会提供流动性，防止固化。茅忠群：固化现象是存在的，有必要改变或者优化。但这是国家的事，可以通过产业调整来优化。比如，参考欧洲状态，首先抬高工薪阶层地位，然后在社会福利保障上照顾到大部分的群体。

　　主持人：如果让你给有背景或没背景的二代们一些建议，你想说什么？

　　康震：该惩罚的没惩罚，该表彰的没表彰，这是社会机制的问题。但早晚，机制会变得更科学。所以贫二代或没有背景的二代，不要迷信什么都要靠背景才能成功，也不要只看到别人成功后的享受。成功的人一定是付出了相应的努力。至少，他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肯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至于那些有背景的二代，我建议你们公平、公正地使用自己的背景。因为背景是一时，不是一世的。

　　洪晃：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阶层。首先我不是很富有，但也算过得舒服。第二，我办时尚杂志是干商业，但又跟文化搞在一起。商人不像商人，文化人不像文化人。所以，以自己为例，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应该少抱怨，多行动。与其天天抱怨，不如做点什么。

　　但是对于某些人的某些行为，我们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有的官员又不自觉，所以我会继续关注他们。至于富人，他们太有料了。比如有人喝高兴了就向社会撒点碎银子，有人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低碳等等。我喜欢写讽刺类文章，碰见这种素材我是一点自律都没有的。

　　宗馥莉：不管是哪种“二代”，都要脚踏实，这也是我常对自己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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