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要充分发掘和提炼中国传统宪政资源

　　文|本刊记者 郑景昕   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出处|《英才》杂志2011年9月刊

　　如何把文化做进产品中去？这成为了当前不少中国企业品牌化发展的拦路虎。如果再从全局去看，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国企业要想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竞争地位，最大的障碍绕不开的还是文化。

　　正如许多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所指出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其实是文化上的竞争。因为技术可以模仿、甚至有形制度也可以学习，但文化却常常是根深蒂固，难以移植的。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向国内引荐新制度经济学。和那些关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大家一样，盛洪的研究跨越了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年研究，盛洪惊喜地发现，这是一座宝藏。但不少人对这座宝藏却视而不见，而唯理主义却得以盛行。

　　无形制度的困扰

　　《英才》：中国为什么会陷入你提出的唯理主义的陷阱之中？

　　盛洪：唯理主义的英文原文是scientism，直译就是科学主义。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成功，其基本方式就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有一些基本的公理、公设、概念，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体系形成一个理论框架，这种理论框架对于解释简单系统(如天文学、物理学等)取得了巨大成功。

　　科学是很好的，但是科学主义其实并不好。在西方，科学主义不是一个正面的词。

　　科学是一种思想方法，但是人类的思想方法不止科学一种，而且科学走过头就很危险。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自发地生成所谓的西方式的科学路线感到自卑，所以他们有一个强烈的反弹，认为什么都是科学最好。

　　但是西方社会反而不是这样，在那里宗教和科学一直是相互抗衡的力量，现在美国和欧洲的教堂都要比大学多。科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在西方人看来两者都是不可偏废的，科学能解释的范围实际上是简单系统的范围，在复杂系统方面，科学可能就力不从心。

　　《英才》：那经济和社会是复杂系统？

　　盛洪：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就是复杂系统。所以不能简单的用科学去解释。中国实际上是唯理主义的受害者，中国计划经济几十年就是如此，现在你回想起来，计划经济是多么可笑。

　　《英才》：过去人们相信理论而不相信现实。

　　盛洪：对。现实是大家自愿交易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他却相信所谓的这种理论比现实更好，从而导致了中国几十年一下子跌入了非常贫困的一种状态，这种贫困状态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后来改革开放的只是回归到了自然状态而已，它放弃了唯理主义那个东西，但是唯理主义的这样一种思维方法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仍然存在。

　　《英才》：那么中国是否只有引进西方文化、西方制度，才能在中国真正起到其在西方取得的效果。

　　盛洪：这背后特别复杂。实际上是“韦伯命题”的一个推论。韦伯讲，西方现代资本主义这套制度是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只有这种新教伦理才能和资本主义这套外在的制度或有形的制度相匹配。换一种不同于基督教的文化，那就会与资本主义这套有形制度发生冲突。因此很多人就认为，既然我们要学习西方的有形制度，那么就应该引进西方的无形制度——基督教文化。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

　　《英才》：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有形制度，也不必引进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盛洪：首先，在轴心时代，世界范围兴起了几大文明，包括儒家、基督教、佛教等。在这几个文明中，我认为中国文明相对而言是比较优秀的。中国文明(儒家文化)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体内生成的，它必然和中国这个社会有非常强的亲和力，一个社会如果去借鉴别的社会的有形制度，有时是比较可行的，但是你要去借鉴其他社会的无形制度——文化传统，相对来说要难得多，文化传统是融化在这个社会民众的血液中的，它是潜移默化的。

　　虽然过去几十年以至近百年，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实际上在中国人血液中仍然渗透着很多儒家文化的基本东西，我们很难完全去把它放弃掉，而去简单接受像基督教这样的文化传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已经进入中国了，但很多年之后，中国没有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民族或者文明，这就说明中国人的文化取向不是“一神论”的文化取向。

　　制度根源的对比

　　《英才》：中国文化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最具有现代价值的部分是什么？

　　盛洪：它有好几个方面，比如它强调自然秩序，它跟西方强调的终极的自由主义其实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其实是要遵循自然秩序去做事，不要做些人们自以为很高明的事——即如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的理性高过自然的演进。

　　儒家强调的是遵循自然秩序，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应该是经历了多少经验教训，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正确的信念，特别是20世纪发生的所谓计划经济实验，它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自然秩序的回归。

　　《英才》：如果把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呢？

　　盛洪：儒家最高的价值是仁慈，西方最高的价值是自由。自由强调的是人的选择不受外在的强制性干预的状态，这样一种主张在一个经过人们互动形成了一套秩序和框架的社会中特别有价值，但是在一个尚未形成这种环境的社会中恐怕就有问题。

　　如果有一套社会秩序强调这样一种自由，实际上是对社会秩序中占有主导位置的主体(比如政府)实施了限制——我们要社会秩序，但是不允许统治者打着实施秩序的幌子，去侵犯个人的自由。

　　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也强调，在没有形成一种秩序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去行为。这时会有问题，它暗示人类采取暴力是合理的。比如国际之间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它就可以通过暴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就成为了近代以来西方对非西方实施掠夺、侵略、殖民、奴役辩护的一套理论，有人对“自由”提出批评也正在于此。

　　仁慈跟它什么区别？仁慈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法律约束，我要考虑做一件事情是否会损害别人。仁慈实际上是一种人对自己的内在约束，比如一个国家非常强大，按照西方的逻辑，就可以去打别人，这是它的自由，但是在儒家的传统中，它就不能这样，你要打仗，就要考虑是否符合仁义。例如匈奴单于去世了，有人提出要趁机征伐，而儒家则主张不能趁人之危；最极端的例子是春秋时的宋襄公的例子。

　　《英才》：你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模式有何思考？

　　盛洪：有一些，但不够完整。总体来讲，它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宪政，我强调，一个是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系统性地参与政治，包括他们对宪政原则发表意见，第二能够系统性地参与和承担这个宪政框架中的重要职位。

　　还有一点，除了西方的这些很优秀的宪政资源，比如互相制衡、司法独立等，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宪政资源，比如谏官制度、史官制度等。一句话来说，要充分发掘和提炼中国传统的宪政资源，学习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宪政资源，形成中国的一套宪政的原则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