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那些猿猴教给我们的事

　　清朝衙门正堂。

　　廖伟棠

　　缝、写完熊就缝、写《猿猴志》，这样的一个西西就好像她小说里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单纯而快乐。

　　写熊的时候她主要是借熊来写人，演绎了许多她喜欢的古人故事，写猿猴的时候她则只写猿猴本身，人或作者的出现都只是陪衬。有人说这是生态文学，似也可乎。

　　字典里说：“志”即“记”，是古代记叙事物、抒发感情的一种文体，借记物、事来表达作者的感情，撷取日常琐事，通过细节描写，来抒情言志—这肯定不符合西西的口味，她的“志”有点像《植物志》那样的志，但她又不喜欢多说，因为对于动物，人一多说就容易过度阐释甚至以己为本做出胡乱评判。

　　像她说的：“例如蜂猴，英文叫slow loris，因为它看起来行动很缓慢，汉语一般叫懒猴，大概是认为这种猴子白天总是抱头大睡，难怪濒临灭绝。说它懒，比slow又多一层道德批判。”又如：“猿更接近人类，人类反过来称它们是‘类人猿’。其实，从灵长目出现的次序讲，真要论资排辈，人类应该被称为‘类猿人’。”《猿猴志》中有许多这样的澄清、淡淡的反驳。

　　与其说西西这是生态写作，还不如说那是她一以贯之的“游于艺”的趣味写作—在各种艺术、手艺中畅泳时同时写下一些兴味所至的话。在和何福仁的对谈中她又谈到她喜欢的博赫斯：“博赫斯（Jorge Luis Borges）说过不喜欢寓言故事，像伊索、拉·封丹，把动物沦为‘道德的工具’。”西西的写作也素来有这种反工具的纯粹性，“我城”、“美丽大厦”、“浮土镇”……我等好事评论者总要寻出许多家园时代象征，更甚者把她的幻想作为我们的未来论述的“道德的工具”，但西西的纯粹性在于，她的故事总有一些旁枝末节来反抗阐释，而这些就是写作自身的独立逻辑，也是其魅力所在。

　　她的喜欢动物，其实早已有之，养动物的人常常是她小说的主角，《母鱼》里怀疑自己怀孕的伊、《象是笨蛋》里养了七只狗十六只猫一座森林的阿象，《南蛮》里养了一只羊驼的退休教师胡不夷。但当然这些都不是生态写作，如《象是笨蛋》，里面有“志”，其志是要我们理解非我族类、理解那些“别人”，就像阿象理解要他协助人道毁灭自己的少女，我们也应理解阿象，还要理解不为道德和政治正确写作的西西。

　　从《看房子》、《缝熊志》到《猿猴志》，西西所写越来越轻，其实这也是她的拿手好戏。且看西西的轻重之辩，《猿猴志》论及汉纳·亨蒂（Hannah Tinti）的小说《华德隆小姐红疣猴》的时候，“令人想起卡尔维诺，有人会认为那是‘轻’的文学，不是的，那是手法而已；写得艰深，未必就等于‘重’。”这也像是西西夫子自道，而猿猴也是这种轻重的隐喻之具象化，固有观念中猿猴爱闹贪玩、行动俊逸，是轻的象征，但看书中写及它们的生活习惯、等级观念、生存困境等，又未尝不觉其重。

　　再看到西西与何福仁对谈中为《西游记》抱不平，也更理解，西西：“《西游记》表现了极好的说故事的能力”，何福仁：“《西游记》其实是一本好玩的小说，playfulness，好像我们都忘记了这是文学一大价值。所谓‘游戏三昧’，何妨以自由自在的游戏之心，放下说教的束缚？……不懂游戏价值的人做出的小说，未必有益，但肯定没趣。”

　　中国人像孙猴子的不多，多是像猪八戒和沙和尚的，猴子的反叛性和变异性，中国人羡之而不敢为之，而至于如今犬儒者，更是赞颂猪八戒的见风使舵和沙和尚的无能愚忠了—不小心我也说了段过度阐释的题外话，但也不是题外话，把它放到写作里理解，猿猴的游戏性和试验性，在汉语写作中始终欠缺，多的是唐僧的任重道远、猪八戒的琐碎世俗和沙和尚的保守谨慎，后三者一言蔽之，乃是功利性所驱使，想让写作获得写作以外的其他意义，而不只是写作本身的快乐自足。

　　大家轰轰烈烈书写人类大时代的时候，西西在书写猿猴的小行星，这种写作的非功利性，正是我等青年作家仍须兼修的，作品不必在在追求现实意义，无现实意义也是文学意义之一，更何况，它也许有另一个世界的意义。那个世界不是以人之喜怒、善恶来判定，但重视作者的一颗真诚心。与其说是猿猴教给我们的事，还不如说这是猿猴不教给我们的事。我还是说得太多了。

　　作者系知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