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介学者潘家华

　　李桂琴

　　头顶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科学评估报告《减缓气候变化》主笔”“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等光环的潘家华，却也是一个敢言的“低碳反对派”。

　　他曾在2010年参与准备了有关“关于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思考”的材料，并前往中南海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讲解；同样，身为过去数次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中方成员，他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2008年，在波兹南气候变化会议中，潘家华向世界介绍了“碳预算”方案，而正是这项方案，目前已获得德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支持，在《京都议定书》前景堪忧的情况下，将有望作为“后京都”的备选方案之一，构建未来国际气候制度。

　　而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位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却也是对目前一些所谓“低碳”现象批判得最多的一位。

　　从对一些地方把低碳当做口号和噱头、搞形象工程的斥责，到对各地新能源投资热情膨胀、搞“风（电）光（电）大跃进”的批判，潘家华更直指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而指令限电、利用财政补贴电动汽车等能源措施和政策“荒谬”……

　　当“低碳经济”频繁被政府官员、企业家甚至普通民众所提及，潘家华也正在经历从一个理论研究者向解释、批判者转变。

　　而尽管有人认为有些忠言太过逆耳，或是太爱泼凉水，但潘家华觉得，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我们学者做研究，说不说是我们的责任，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情。”

　　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作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最受推崇的学术权威之一，友人评价他：思想活跃，带有几分书生气，虽然不穷，但依然比较简朴。

　　而他自己则认为，“我只是一介学者，负责任、很努力，希望能够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对于做学问，潘家华选择了最“累”的一条道路，因为他始终坚信，“做研究，总跟着欧美人的后面跑是不行的，吹毛求疵、小中见大、独立思考才有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此潘家华坦言，多年在海外学习工作经历对自己的个人风格和治学态度形成了很大影响。

　　1988年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潘家华，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建立自信、与国外研究者平等对话的关系。

　　当时，作为这座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中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初来乍到的潘家华的第一感觉就是英国人治学非常严谨认真，也不太容易接近。即使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倔强，认为中国人做学术研究不应该也不会比英国人差，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学习，潘家华开始逐渐认识到了差距，“跟发达国家相比，当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还是比较落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认真做得更好，以踏实、勤奋的成果来赢得他人的尊重。”

　　潘家华坦言，在剑桥念书期间，父亲的支持和鼓励对自己影响深远。“父亲是一个老农民，很多字都不会写，记笔记都是符号，但是每次写信都会嘱咐我赶快学成归来报效国家。”对此潘家华表示，父亲这种淳朴的农民思想和谆谆教诲至今影响着自己。

　　回顾对潘家华治学方法影响最深的人，不得不提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出生、生长在印度，而后前往英国学习的求学经历与潘家华颇有几分相似。而其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对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以及对匮乏的研究等作出精辟论述，在潘家华看来，阿马蒂亚·森关注营养、健康、教育这些在发达国家都已经不成问题的问题，正是其了解印度的现状，了解贫困国家的基本需求而提出了一套人文发展的理论，而这种思想是土生土长的英国人或者美国人不可能有的。

　　“我们做研究必须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环境来做，跟在别人后面跑是没有用的。”潘家华表示，做学术研究，第一要吹毛求疵，没有批判不可能进步；第二要“无中生有”，独立思考，学术研究是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无中生有”体现学者的责任和能力；第三要小中见大，并且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而作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在参与IPCC工作的同时，潘家华也深刻认识到一个学者所肩负的重担。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前，IPCC陷入“冰川门”，起因正是因为一篇号称“喜马拉雅冰川将于2035年，甚至更早前消失的可能性非常高”的错误报道，竟然被层层转抄进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的权威报告——IPCC在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

　　错误引发了强烈反响，并直接影响IPCC公信力。

　　“那次报告中称到2035年，喜马拉雅冰川总面积很可能从现在的50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0万平方公里，而事实上原报道说的是2350年，不是2035年；喜马拉雅的冰川面积总共只有3万平方公里，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潘家华直言，IPCC工作报告作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冰川门”事件的发生给IPCC工作组敲响警钟的同时，也应该让所有学术研究者引以为戒。

　　“学者做工作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社会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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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里约热内卢到坎昆，气候谈判一路风雨兼程，走过了近20个春秋。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提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使自然生态系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

　　1997年《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行。作为对《公约》的补充，通过了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对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定，即整体而言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并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巴厘路线图》获得通过，为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并启动了“双轨制”谈判，即一方面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履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承诺2012年以后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未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则要在《公约》下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而遗憾的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的巨大分歧，此后在哥本哈根、坎昆进行的气候谈判均进展缓慢，成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