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企业家应重归温州秩序

　　秋风

　　七八年前，脑海中浮现过一个概念：温州秩序。那个时候，温州模式还相当走红。今天，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烦。也许，走出单纯经济维度的温州模式，从综合性秩序的框架内思考温州，是温州摆脱困境的一个出路。

　　过去三十年中，温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这并不是说，温州人有多富裕，而是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温州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程度是最高的。北京、上海固然是寻租经济的乐园，曾经的苏南模式、苏州模式也都有明显的权力依赖症状。唯有温州，完全是私人草根经济，一个个农民企业家们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权力，纯粹依靠其企业家精神，而创造出了令人眩目的财富。

　　但是，过去十年来，温州模式似乎进入成长的烦恼期。首先，温州人的经济网络向外扩展，从而出现了本地经济的相对空心化。本地统计的经济增长率比较低，这一点让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不满。他们试图利用权力，强行改变温州经济生态，温州地方政府一直是温州模式最大的破坏者。

　　另一方面，温州企业家们积累了大量资金，为追逐利润，这些资金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游动。炒煤团、炒房团，无不引起广泛争议，温州人的舆论与社会形象变糟。

　　投机性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温州企业家群体的心态。在过去几年投机色彩甚浓的经济气氛中，温州企业家也是人心浮动，其经济活动也趋向于投机化，实业精神受到冲击。也许，这才是温州模式最严重的危机所在。

　　而如果温州模式消亡，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就坍塌了一大块。因此，虽然我一直没机会去温州，但一直在思考，温州模式如何避免自我毁灭？也许，温州秩序是一条出路。

　　单从经济角度着眼，是远不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温州的经济增长奇迹。温州经济奇迹是以当地深厚的文化与社会因素为基础的。经济位于社会结构的最浅层，在它下面是正式的制度，再往下是社会层面的种种制度安排，最深层次则是价值。这种价值塑造了人，从经济角度看，就是塑造了企业家的心智。这种价值也塑造了社会，而经济活动一定是在社会脉络中展开的：归根到底，经济活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定形态的合作、交易。

　　因此，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温州模式，其实本来就是温州秩序的产物。在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儒家价值保存得最为完好，温州就在这个区域中。在儒家价值熏陶下，人们的精神是较为刚健的，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温州人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价值创造和维护着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因此，温州人之间有较高程度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温州人之间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廉，人们可以放心地合作、交易。温州人的集体合作精神，在商业领域中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儒家价值也让一些企业家具有君子精神，他们愿意与别人分享成功，愿意义务地承担公共事务。

　　也正是在这样的价值和社会脉络中，温州人的财富积累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制造社会问题，而是服务于原来的社会结构。比如，在温州，财富的分配大约是比较平均的，当然是高水平的平均。这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寻租经济发达地区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温州过去三十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是我正在构想的“钱塘江以南儒家式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标本性雏形。

　　当然，这只是一个雏形，且现在，这个雏形已面临危机。问题出在，即便是温州人自己，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意识到温州经济奇迹背后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可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些因素，那些聪明、刚健的企业家们同样缺乏对自我的清醒、准确认识，因而没有按照温州价值、温州社会结构内在固有的方向寻求发展，而是随波逐流，卷入投机经济的浪潮中。而一旦卷入这样的经济游戏中，温州企业家将不再具有任何优势，这样的创造财富活动也将侵蚀乃至摧毁温州既有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从而令温州与其他地方一样，成为富裕的荒漠。

　　最麻烦的是，由于缺乏敏锐的自我认知，温州企业家无意识地消耗温州秩序的价值、社会资本，而没进行价值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温州秩序随着财富的增长反而松动、衰微。

　　作为一个支持市场制度和民主治理的儒者，我对温州始终寄予极大希望。我希望，温州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面对本次危机，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自我意识，更为自觉地沿着温州秩序的方向进行探索。温州人的财富源出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在此过程中，温州人也就可以找到温州经济增长的方向。

　　温州秩序概念区别于温州模式之处在于，超越经济维度，从人与社会之秩序的角度看待财富，安顿经济活动。在此视野中，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价值的承载者，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秩序的缔造与维护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温州人不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增加本地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改进公共生活品质。进行文化建设，恢复和传播儒家价值观念等等。

　　也就是说，温州企业家超出经济维度，安排自己的生活。应当有一部分企业家转型为社会活动家，用已经积累的财富支持文化事业。这样的活动，同样需要温州人身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活动产出财富的效率也许不高，但它们可以塑造温州秩序，可以大大提高温州人的幸福感。而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