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经济学家能成为欧债危机救世主吗？

　　孙立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11月13日任命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前欧盟委员会负责竞争事务的委员马里奥·蒙蒂为新任总理；17日，意大利参议院以281票赞成、25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对蒙蒂政府的信任投票。而在11月10日，希腊总统府也宣布希腊资深经济专家、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被任命为希腊联合政府总理。在几个月前，被欧洲债务危机困扰的另一个重灾区——葡萄牙，其新总理科埃略也任命了经济学出身、曾任欧洲央行研究部门总干事的加斯帕为新财政部长。为何这些陷于债务危机的重灾国要启用经济学家来收拾烂摊子呢？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立的经济学家身份能够缓和欧元区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对立情绪。今天债权国的纳税人看不到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指责政府滥用纳税人的财富去救助一群懒人。相反，债务国家又不满债权国家追债的方式，指责对方乘人之危，通过设定苛刻的条件来掠夺自己幸福生活的方式和权力。于是，如何沟通他们之间的隔阂，就成为解决债务危机问题的关键所在。

　　 其次，这些学者有着一个共同的经历——拥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参与决策国际事务的人脉关系。所以，他们比缺乏国际经历、只把眼光朝向本国利益的政治家，更容易找到较为务实的化解债务方法。

　　 第三，专业的思维模式容易被欧洲发达国家所接受，从而实现让债权国放心的救助计划。比如，蒙蒂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意大利既是欧盟创始国之一、也是欧盟的重要成员国，因此意大利应当成为拉动欧盟经济增长的力量，而不是欧盟的软肋。联想到他本人在欧盟的资深经历，这番话拉近了意大利和其债权国的距离。而希腊的帕帕季莫斯则向外界承诺他会领导联合政府争取援助资金，避免债务违约，处理棘手的改革事务。这些都是债权国和债务国希望听到和能够接受的改革思路。

　　 只是，不管这些学者型的政治家之前的工作有多么出色，我还是想强调，欧债危机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问题，过于对他们期待可能会导致非常快的失望。

　　 首先，欧美银行的审慎性监管指标正在被进一步强化，欧债国家的融资成本会进一步提升。西班牙财政部17日以高达7.088%的收益率发行了新一轮十年期国债，融资成本的大幅飙升已拉响债务危机警报。今后6个月到9个月期间，是欧债偿还的高峰期，市场会不会因为欧债国家偿债能力的不足引发流动性恐慌格局？如果真出现我们所担心的动荡局面，就很可能会通过英、法、德国家金融机构接二连三的破产，而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第二，即使欧洲发达国家与这些经济学家达成共识，立刻启动救助计划，但是会不会在救助范围和资金规模上出现“不到位”问题，这些救助缺陷会不会让市场投机力量因而搭上便车，使救助政策效果最多只是昙花一现？毕竟早在1992年，属于现在欧元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吃过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对冲基金投机攻击的苦头。

　　 最后，需要考虑的是，欧洲央行是否真的会放弃盯住通胀的单一货币政策目标？在危机带来市场恐慌时，能否像英、美国家央行那样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而不去过多地顾及欧元国际地位的变化？欧元区财政重建和一体化政策，是否会因为大小国之间利益难以协调而向外界释放欧元体系不稳定的信号？针对这些问题，新当选要职的经济学家，如果迫于国内政治压力而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做法，那么可以断定，这些经济学家驾驭局势的能力会变得更糟糕。

　　 不可否认，这些经济学家跟外国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的确很高。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本国政府背后的政治基盘以及左右国际市场变化的金融机构如果不领情的话，缺乏市场工具和干预力量的经济学家，其智慧再高、中立性再强，最后也只能倒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中。另外，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家是靠理性来治理社会的，而政治家常常是靠灵感来治理国家的，如果在这期间突然爆发法国或英国国债信用评级被下调等不测事件，这些经济学家有应变能力吗？

　　 总之，欧债的问题仅仅依靠经济学家的影响力是无法化解的，还得需要欧元区各国政府和民众达成共识，并通过今后完善“退出”机制或惩罚机制、救助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等组合拳，来激活欧洲经济的活力，而经济学家能够做到的只是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国家的各个成员都应该给他们充分的时间来展现他们的才华。相反，任何对他们过度的期待，不仅会使得他们早早结束自己政治生涯的磨炼，而且还会带来市场更为严重的恐慌，从而把欧债问题推向另一个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