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来，走出去” 中国银行业十年转身

　　

　　 本报记者 史进峰 北京报道

　　 2011年11月14日，当美国银行（BOA）再度出售所持中国建设银行（601939.SH；0939.HK）104亿股股权时，其首席财务官布鲁斯·汤普森（Bruce Thompson）的表态多少显得无奈，“出售剩余建行股份中的大部分，符合我们继续强化资产负债表的既定目标。”

　　 众所周知，对于2011年三季度核心资本充足率仅为8.6%，又刚被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美国银行而言，此番抛售套现约66亿美元，再加上8月抛售套现的约83亿美元，权当救命钱使唤。

　　 十年之后，情人最终难免沦为朋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中国在世界金融格局的大棋盘上已然由被拯救者，变身为当今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美眼中的救世主。仅仅十年，中国金融机构悄然完成“引进来”向“走出去”的华丽转身。

　　 2011年初，作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的当家人，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曾表示，工行应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从本土传统的商业银行，向全球化大型金融机构的转变，形成跨境跨市场的经营格局”。中国银行业的勃勃雄心由此可见。

　　 而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更是直接建议要把支持金融业国际化、鼓励金融业“走出去”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重视。

　　 2001-2006：“狼来了”VS单向开放

　　 2001年底的中国银行业到底需要花多长时间做好开放准备？

　　 世行中国问题专家当时断言要10年，而时任中国银行行长的刘明康则认为，“准备得好不需10年，准备不好10年也不够。”因为当时的中国银行业已形同技术破产。

　　 不过，实际进程显然超出所有人的预期，包括此后成为银监会首任主席的刘明康。

　　 2003年开始，建行、中行、工行通过一系列国家注资、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并相继成功上市。

　　 不过，上市却触发了中国银行业是否被“贱卖”的争论，这一争论在2008年战投解禁后达到顶峰，其时，陷入金融危机的外资战投纷纷抛售中资银行股，套取巨额现金。

　　 “有人只看到战投赚了钱，但忘了当时的四大行就连国内央企都不认可。”一位经历过当时那段历史的国有银行中层告诉记者，在IPO配售过程中，几乎所有投资建行、中行的国企都觉得这笔钱肯定是打了水漂，有去无回。

　　 当年亲自操盘新桥集团入股深圳发展银行的单伟建即便在事过多年后仍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可以说绝对没有贱卖。”单回忆称，由于深发展不良率特别高，且存在很多问题，一直无人问津，“今天都觉得中国的银行很有吸引力，当时很多人裹足不前。”

　　 待到农行2010年IPO，中国银行业的投资价值已然充分显现，外资战投的隐性担保效应不再明显，因此农行IPO前夕便不再引入外资战投，而农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当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提到，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和进步，需要用动态的视角定义和认知战略投资者。

　　 2007-2011：全球化危险试水

　　 进入2007年，初步完成股改的国有银行羽翼渐丰，“引进来”已悄然向“走出去”转变，明显加快了国际化和海外布局步伐，这一过程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一度达到顶点。

　　 来自中国商务部和相关统计公告显示，2007年，中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16.7亿美元，而2008-2009年分别达到140.5亿和87.3亿美元。来自社科院不完全统计的数据也显示，2006年，中国金融业海外并购金额仅12.6亿美元，到2007年时这一数字已经达到历史性的149.54亿美元。

　　 在2007年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中，中投公司斥资30亿美元入股黑石集团、中国平安18亿欧元入股富通集团和国家开发银行22亿欧元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等五宗颇具国际影响的金融并购案赫然在列。

　　 金融危机中，刚刚恢复元气的中国金融机构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抄底者”。2009年7月，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朱民直言不讳道，当世界金融业一片萧条之时，中国正在走向希望之路。当时，中国银行业一级资本总体在9%上，资本充足率在13%左右，当全世界去杠杆化的时候，中国银行业存贷比是65%-70%。

　　 而当时最受瞩目的事件，无疑是2007年中国投资公司的成立。尽管成立之初，中投公司仅以黑石和摩根士丹利两笔投资小试身手；但此后中投海外投资步伐加快，仅2009年就对外投资65.38亿美元。同时，尽管海外并购普遍被认为成功率不足3成，但并购依旧成为中国金融机构采取的主要形式。

　　 社科院报告显示，对外并购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别金融机构的成长模式，如工行在2000-2010年间完成并购金额72.44亿美元，占期间所有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34.2%。

　　 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主权财富基金运作模式的影响。中投公司主要通过基金投资等方式进行股权投资，在2007和2009年分别入股摩根士丹利56 亿美元和12 亿美元，占到2000-2010年间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32.1%。

　　 然而，当深陷金融危机的欧美银行缓慢“去杠杆化”时，那些认为资产价格已处于低谷，借此抄底或布局全球的中资金融机构，难免冲动大于理性。无论是中投对摩根士丹利的两笔投资还是平安投资富通造成的巨额浮亏，抑或民生银行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最终以联合银行破产告终，都在警示中国银行业，“抄底”并非那么简单。

　　 “引进来，走出去” 中国银行业十年转身

　　 不对等的开放

　　 2010年1月，当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和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坐到一起探讨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成败得失时，两人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语。

　　 2008年10月，招行以193亿港元收购香港永隆银行53.12%的股份，随后增持至83.81%，尽管事后，舆论多认为交易偏贵，但这个曾被英国《金融时报》视为“并不具备可复制性”的案例，在随后的整合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马蔚华原先给定的目标。

　　 马蔚华的成功密码是，“我们不是要参股，而是要控股，收购一家金融机构如果你不能控制它，就不能按你的意愿去整合，所以我们对永隆是百分之百的收购。”

　　 而在美国，中国金融机构要想完全控股一家美资银行，几无可能。

　　 2007年10月，民生银行以9573万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4.9%的股份，而后一度将股权追加至9.9%。但联合银行混乱的法人治理结构最终导致美联储和民生银行都栽了跟头。

　　 社科院报告指出，中国金融机构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说明：一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金融机构对形势判断不准确。主要是由于对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美联储）的政策力度估计不足。由于美联储的强力支持，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要比预想的轻得多。二是中国金融机构对于金融危机的扩散机制把握不准确。

　　 事实上，金融危机后，中国各金融机构间国际化程度与海外并购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这背后是各机构对国际化热度过后的理性思索。

　　 今年5月，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直言不讳称建行的国际化计划没有那么雄心勃勃，建行仍然是一家立足国内的银行。

　　 在郭树清看来，国内银行业并不饱和，金融服务还存在很大缺口，增长潜力很大，不能舍近求远，跑到国外去。同时，海外业务发展也需要相关管理能力，“不是说收购之后，银行就能管理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